83年，我帮人保管一个木匣，20年后他来取，打开是满满的金条

　　我叫李建国，1983年的时候，在东风机床厂当铣工。那年我二十五，结婚刚半年，跟媳妇张桂兰挤在厂里分配的筒子楼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用布帘隔出半间当卧室，外面摆着一张掉漆的木桌和一个铁皮煤炉。整层楼的人共用走廊尽头的水房和厕所，每天早晚都得排队，空气里总飘着煤烟味和淡淡的皂角香。

　　日子过得拮据，但心里有奔头。厂里效益稳定，我每月能拿四十五块工资，桂兰在街道办的服装厂上班，月薪三十二块，俩人加起来近八十块，在当时算得上中等收入。我们盼着能早日分上带阳台的单元房，再添个孩子，日子就圆满了。

　　老周住我们隔壁。他叫周卫国，比我大十五岁，一直孤身一人，性格孤僻得很。他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钳工手艺出神入化，可平时沉默寡言，眼神深邃，总像藏着心事。我们这帮年轻工人下班了爱凑在楼道里喝酒聊天，他从不参与，偶尔碰面，也只是点头示意，话都懒得多说。桂兰总跟我说：“这人看着冷冰冰的，你少跟他打交道，别惹麻烦。”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觉得，都是一个车间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刻意疏远。

　　出事那天是秋初的傍晚，天有点凉，风里带着槐树叶的味道。我和桂兰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吃饭，一盘炒土豆丝，一碟腌萝卜，俩白面馒头。老周突然推门出来了，他穿得格外整齐：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卡其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一条深灰色的的确良裤子，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解放鞋。这打扮在一群穿背心短裤的工人里，显得格外扎眼。

　　他径直朝我走来，脚步沉稳。“建国。”他开口了，声音略带沙哑。“周哥，还没吃呢？要不要一起对付一口？”我起身让了让。他摇摇头，目光落在我身后的屋门上，语气严肃：“有事想请你帮个忙。”桂兰立刻放下筷子，警惕地看着他，手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周哥你说，能帮的我一定帮。”我向来好面子，一口应了下来。

　　老周没多话，转身回屋，片刻后拖着一个深棕色的旧木匣走了出来。木匣看着沉甸甸的，表面磨得光滑，四角包着铜片，已经氧化发黑。他把木匣放在我脚边，发出沉闷的“咚”声。“我要出趟远门，可能要走很久。”他看着我，眼神恳切，“这匣子，想放你这儿保管一阵子。”

　　我愣住了，桂兰在桌子底下狠狠踩了我一脚。“周哥，你没亲戚朋友吗？我们这屋子小，放着也碍事……”我面露难色。“信不过别人。”老周语气坚定，“整个筒子楼，我就觉得你实在，靠得住。”这话把我架得下不来台，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被人这么信任，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流，虚荣心也上来了。

　　“这里面装的啥呀？”桂兰忍不住问道。“一些家里的老物件，几件旧衣服，还有几本工具书。”老周轻描淡写地说，“就是重点，带着不方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这里有十五块钱，是第一个月的保管费。以后每个月，我会托人给你寄八块钱，直到我回来。”

　　十五块钱！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四十五块，这可不是小数目。我捏着信封，手心都发热了，桂兰的眼睛也亮了。“周哥，这太多了，我们不能要。”我嘴上推辞，手却没松开。“应该的。”老周表情没什么变化，“建国，我就拜托你一件事：不管谁问起，都别说见过这个木匣，更不能打开它。”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切记，别打开。”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怵，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周哥你放心，我李建国说话算话，一定帮你看好。”他这才松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那我走了。”他转身就走，没有回头，身影很快消失在楼梯拐角。

　　我和桂兰面面相觑，看着脚边的木匣，半天没出声。“你疯了？”桂兰压低声音，“你了解他吗？就敢收他的东西！”“一个车间的同事，能坏到哪儿去？”我嘴硬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要是装了什么犯法的东西，咱们可就遭殃了！”她越说越怕，脸色都白了。

　　我心里也犯嘀咕。八十年代初严打正紧，万一这木匣里真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我这就是引火烧身。我蹲下身试了试，木匣沉得很，根本不像装着衣服书本，倒像灌满了铅。“要不打开看看？”桂兰凑过来，声音发颤。我脑子里闪过老周的眼神，摇了摇头：“不行，答应人家了。”“你就是死脑筋！”桂兰气得跺脚，“十五块钱就把你收买了？真出了事，咱们一家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俩都没睡好。那个木匣被我们塞在床底下，我总觉得床底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上班，车间里炸开了锅。大家都说，钳工组的周卫国跑了！有人说他挪用了厂里的公款，有人说他跟外厂的女人有染，卷了人家的钱私奔了，各种谣言满天飞。厂里保卫科的人来调查了一圈，没查出结果，最后把他按“无故旷工，自动离职”处理。他的宿舍很快被厂里收回，分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老周就像从没出现过一样，在厂里彻底没了踪迹。

　　只有我知道，他留下了一个沉甸甸的木匣。

　　老周说每个月会寄八块钱来，第一个月真的收到了。一张崭新的八块钱纸币，夹在一封没署名的信里，信上只有三个字：拜托了。邮戳是上海的。桂兰拿着钱，脸上的愁云散了些：“看来他还挺守信用。”

　　接下来的四年，每个月的八块钱都准时寄到，邮戳换了好几个地方，上海、杭州、福州，信里的内容永远是“拜托了”三个字。我们从最初的担惊受怕，渐渐习惯了木匣的存在。那八块钱成了家里的固定补贴，桂兰会用它买些肉或者给我扯块布料做新衣服。后来我们搬进了厂里分的单元房，木匣被挪到了衣柜顶上，压着一堆旧棉被，若不是搬家时要费力搬运，我几乎都要忘了它。

　　1987年，儿子李明浩出生了。孩子的到来让家里开销陡增，那八块钱的“保管费”变得格外重要。有时候厂里效益不好，工资拖欠，桂兰就靠着这八块钱给儿子买奶粉。她总念叨：“你说老周到底是啥人？跑哪儿去了？这木匣里到底藏着啥宝贝，让他这么上心？”

　　我也好奇。有好几次，夜深人静时，我搬凳子爬到衣柜顶上，把木匣拖下来。木匣上有个铜锁，却没锁上，轻轻一掰就能打开。我的手放在锁扣上，心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就看一眼，满足好奇心，没人知道；另一个说，不行，李建国，你答应过人家，做人要守信用！

　　每次都是理智占了上风。我叹口气，把木匣放回原处。答应别人的事，就得做到，这是做人的本分。

　　时间一年年过去，老周寄钱的习惯坚持了四年。1988年春天，那封信和八块钱突然断了。我等了一个月，没消息；等了两个月，还是没消息。桂兰急了：“他是不是出事了？还是把我们忘了？”我说：“可能吧。”心里空落落的，不是心疼那八块钱，而是觉得，和老周最后的联系也断了。

　　他是不是不在了？如果他死了，这个木匣是不是就归我们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要不，打开看看吧？”桂兰又提这事，“他都四年没消息了，肯定回不来了。里面要是值钱的东西，咱们就发了；不值钱的，扔了也省心。”

　　我犹豫了很久。一个承诺，要为一个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人守一辈子吗？

　　那天晚上我喝了点酒，借着酒劲把木匣搬了下来。木匣上积了厚厚的灰尘，我擦了擦，露出铜锁扣。桂兰在旁边屏住呼吸，眼睛瞪得溜圆。我的手忍不住发抖，就在指尖要碰到锁扣时，刚会爬的儿子突然爬到我脚边，抱住我的腿，咿咿呀呀地喊：“爸爸，抱。”

　　我心里的那点杂念瞬间消失了。我把儿子抱起来，亲了亲他的小脸蛋，骂了句：“不开了！”又把木匣塞回衣柜顶，塞得比之前更深。

　　桂兰气得一晚上没理我，说我死心眼，一辈子发不了财。我没跟她吵，有些底线，不能破。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提过木匣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浪潮袭来，我们厂效益越来越差，最后还是破产了。我和桂兰双双下岗，那年我四十岁，人到中年没了生计，感觉天塌了一样。

　　为了生活，我什么都干过：蹬三轮拉货，在建筑工地搬砖，后来在菜市场门口摆了个修小家电的摊子。桂兰去给人当保姆，洗盘子，什么脏活累活都干。那几年，我俩的头发都熬白了。

　　最难的时候，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儿子上学要交学费，我跑遍所有亲戚借钱，受尽了白眼。桂兰抱着我哭：“建国，把那个木匣打开吧，求你了！说不定里面有能换钱的东西，咱们就能挺过去了！”

　　看着她红肿的眼睛，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我心如刀割，真的动摇了。一家人都快饿死了，还守着一个破木匣干嘛？

　　我再次把木匣搬了下来，这次没有犹豫，伸手就去掰锁扣。可我的手却不听使唤，抖得像筛糠，老周当年的话反复在耳边回响：“切记，别打开。”他的眼神仿佛就在眼前盯着我。

　　我浑身冒冷汗，颓然坐在地上：“不行，还是不行。”

　　“我李建国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不能老了晚节不保。”

　　桂兰没再说话，只是抱着我哭得更凶了。

　　熬过最艰难的日子，我的维修摊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后来租了个小门脸，也算安稳下来。儿子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了份好工作，还谈了女朋友。

　　一晃到了2003年，距离老周把木匣交给我，整整二十年。

　　我从毛头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那个木匣从衣柜顶挪到了阳台储物柜，上面堆满了杂物，成了被遗忘的存在。我以为这件事会就此尘封，直到那天下午。

　　那天天气晴朗，我正在店里修冰箱，门口走来一个人。他背着光，看不清脸，只觉得身影有些熟悉。他走进店里，挡住了阳光，店里一下子暗了下来。“师傅，修东西？”我头也没抬地问。他没回答。我觉得奇怪，抬头一看，愣住了。

　　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我眯起眼睛。那张脸饱经风霜，布满深深的皱纹，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但那双眼睛，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深邃平静。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工具掉在地上：“周……周哥？”声音都在发颤。

　　他笑了，皱纹挤在一起：“建国，你还认得我。”

　　真的是他！二十年了，我以为他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激动得说不出话，赶紧搬了个凳子：“周哥，你回来了！快坐！”“回来了，老了，想落叶归根了。”他点点头坐下。

　　我们对视了很久，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二十年光阴，像一道鸿沟横在中间。“你过得还好吗？”他先开口。“还行，凑活过。”我搓着手，有些不自在，“你呢？这些年在哪儿？”“四处漂泊，说来话长。”他叹了口气。

　　我们聊起厂子的变故，聊起老同事的近况，谁下岗了，谁生病去世了，说着说着，两个老男人眼圈都红了。

　　最后，他说到了正题：“建国，我这次回来，是来取那个木匣的。”

　　我心里一震，该来的终究来了。“在呢，一直在我家收着，从没动过。”我赶紧说。他点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关了店门，带他回家。一路上，我的心跳得飞快，既如释重负，又充满好奇，困扰我二十年的谜底，终于要揭开了。

　　回到家，桂兰正在厨房做饭，看到我领个陌生老头回来，愣了一下：“这位是？”“这是周哥，老周。”我介绍道。桂兰的脸色瞬间变了，手里的锅铲差点掉在地上，指着他说不出话。老周冲她笑了笑，算是打招呼。

　　我径直走到阳台，扒开杂物，费了好大劲才把木匣拖出来。木匣上积满灰尘，我把它放在客厅中央：“周哥，就是这个，二十年了，我一次都没动过。”我说这话时，腰杆挺得笔直。

　　老周走过来，伸出干枯的手抚摸着木匣，像抚摸失散多年的亲人，眼眶湿润了：“谢谢你，建国，真的谢谢你。”“应该的。”我摆摆手。桂兰也从厨房出来，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

　　老周蹲下身，擦了擦锁扣，深吸一口气，“啪嗒”一声打开了。他掀开木匣盖子的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桂兰也忍不住凑了过来。

　　木匣里没有旧衣服，没有工具书，只有一片刺眼的金黄。满满一匣子，整整齐齐码着的，是金条！一根一根黄澄澄的，在夕阳下闪着耀眼的光，让人睁不开眼。

　　我和桂兰都傻了，呆立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满满一箱子金条！我守了二十年的，竟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2003年的金价已经不低，这一匣子金条，少说也值几百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这是……”桂兰声音发抖，话都说不完整。

　　老周缓缓站起身，表情平静，仿佛这满匣金条只是普通石头：“这是我家的传家宝。”

　　他给我们讲了往事：他祖上是民国时期的银号掌柜，家底丰厚，后来战乱频发，爷爷把家产换成金条藏了起来。父亲临终前，把藏金条的秘密告诉了他。八十年代初，有人翻出他家里的历史问题，要批斗他，他连夜收拾东西准备跑路，投奔香港的远房亲戚。可这箱金条太惹眼，带在身上不安全，想来想去，筒子楼里只有我看着老实可靠，就把木匣托付给了我。

　　“到了广州才知道，亲戚早就去世了。”老周苦笑着说，“我身无分文，在码头当苦力，后来偷渡到了国外。刷盘子、打黑工，什么苦都吃遍了，后来做点小生意，才算站稳脚跟。这些年一直想回来，可身份问题没解决，直到最近政策松动，才办好了手续。”

　　“这些年，我最惦记的不是金条，是你这个人。”老周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感激，“我总在想，你会不会打开木匣，把金条拿走。换成别人，大概率会这么做，毕竟这么大一笔钱，没人能不动心。可你没有，你守住了承诺，也守住了我对人的信任。”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这二十年的穷困潦倒、挣扎纠结，一幕幕涌上心头。如果早知道里面是金条，我还能守住承诺吗？我不敢想。

　　“建国，你帮我守了二十年，不能让你白辛苦。”老周弯下腰，从木匣里拿出一根金条，足有一公斤重，递到我面前，“这个你拿着，是你应得的。”

　　我盯着那根金条，阳光照在上面晃得人睁不开眼，耳边是自己的心跳声，还有桂兰急促的呼吸。只要伸手接住，我们就能换大房子，把店扩大，给儿子买辆车，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抬了起来，可就在指尖要碰到金条时，我停住了。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承诺，想起了这些年的坚守，想起了儿子小时候抱着我的腿喊爸爸的样子。我守的不是金条，是良心，是做人的本分。

　　我缓缓收回手，摇摇头：“周哥，这个我不能要。”“我当初答应帮你保管木匣，现在完好无损还给你，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里面是什么，值多少钱，都跟我没关系，我守的是承诺，不是金子。”

　　桂兰急得狠狠掐了我一把，用气声吼：“你疯了！”

　　老周愣住了，定定地看了我很久，长叹一口气，把金条放回木匣：“建国，我没看错你。”他合上木匣锁好，“我还有事，先走了，以后有缘再见。”

　　他拖着木匣朝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放在鞋柜上：“这里有八万块钱，密码是明浩的生日。不是给你的，是给我侄子明浩的，我这辈子没儿没女，就认他这个侄子了，算是叔叔的见面礼。”

　　说完，他没给我拒绝的机会，拖着木匣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桂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冲过来对我又打又骂：“李建国你是不是傻！一根金条够我们吃一辈子了！你为什么不要！我们苦了二十年，你对得起这个家吗？”

　　她哭得撕心裂肺，我站着没躲，也没还嘴。心里很难受，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从世俗眼光看，我就是个大傻瓜，可我心里却有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那个存折里的八万块，在2003年是笔巨款。我们用这笔钱给儿子付了婚房首付，我的维修店也扩大了门面，雇了两个徒弟。日子真的一天天好起来了，桂兰再也没提过金条的事，但我们都清楚，这件事已经刻进了生命里。

　　如今我快七十了，店交给儿子打理，我和桂兰每天去公园散步、下棋，过着平凡的退休生活。日子不算富裕，但我们很知足。

　　那个木匣和金条的故事，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儿子。它是我和桂兰之间的秘密，是一块试金石，试出了人性的贪婪，也试出了普通人面对诱惑时，那份微不足道却重如泰山的坚守。

　　我不知道老周后来怎么样了，只希望他一切安好。也感谢他，用一个木匣让我明白：人活着，总要守住一些比金子更贵重的东西，比如诚信，比如良心，这样才算活得顶天立地，才算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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