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月子婆家没一人露面,我没抱怨,如今公公中风住院,婆婆打电话催我:你怎么还不过来伺候!我:不好意思,我跟你儿子三年前就离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锉刀,刮着我的耳膜。
“程静姝,你爸中风了,现在人在中心医院,你这个当儿媳的怎么半点消息都没有?还不赶紧滚过来伺候!”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金融区林立的玻璃幕墙,它们在夕阳下像一块块巨大的、冷硬的琥珀。
琥珀里,封存着一个三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女人。
我平静地转动着办公椅,轻声回道:“张女士,我想您搞错了,我跟您的儿子周文博先生,三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01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张爱莲的声音瞬间拔高八度,尖利得仿佛能刺穿手机听筒,“离婚?我怎么不知道!文博怎么没跟我说!程静姝,你又在耍什么花招?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你拿乔的时候,你爸躺在医院里人事不省,你这个做儿媳的,有照顾的义务!”
义务。
我轻轻咀嚼着这个词,舌尖泛起一阵熟悉的、铁锈般的苦涩。
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初冬的午后,我裹着两层厚厚的睡衣,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念念。
窗外阳光明媚,病房里却像是没有温度的冰窖。
念念因为黄疸,小脸蜡黄,哭声微弱得像只小猫。
我剖腹产的伤口依旧在隐隐作痛,每一次起身、每一次弯腰,都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
那时候,我的“义务”又在哪里?
我的丈夫周文博,在我生产那天露了一面,之后便以“项目关键期,走不开”为由,消失得无影无踪。
电话里,他永远是那句疲惫不堪的“静姝,你多担待,等我忙完这阵子,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孩子”。
而我的婆婆,张爱莲,我那位口口声声说“我们家三代单传,就盼着你生个大胖小子”的婆婆,从我怀孕到生产,只在医院送来过一锅寡淡无味的鸡汤。
彼时她正忙着给小叔子周文武张罗婚事,理由冠冕堂皇:“静姝啊,不是妈不管你,你弟这婚事是他一辈子的大事,耽误不得。你那边有月嫂,比妈专业,妈去了也只会添乱。”
于是,在我最需要人搭把手的月子里,我那个名义上的“家”,没有一人露面。
我独自一人在月子中心,白天学着给孩子喂奶、换尿布,笨拙地安抚她无休止的哭闹;夜晚,当伤口的疼痛和孩子的啼哭交织在一起,我只能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从天黑,到天亮。
我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我只是在无数个孤寂的夜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女儿柔软的胎发,然后,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张女士,”我打断了电话那头喋喋不休的咒骂,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像是法庭上宣读一份与己无关的判决书,“我没有耍花招。离婚协议书是三年前的十月十七号,在民政局签署的。周文博先生本人亲自签的字,按的手印。如果您不信,可以亲自问他。”
“另外,从法律意义上讲,我和您,以及您口中的‘我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义务,也没有立场,出现在医院。”
说完,我没有等她回应,径直挂断了电话。
办公室里一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中央空调细微的出风声。
我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咖啡,抿了一口。
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周文博的名字在疯狂闪烁。
我静静地看了几秒,然后按下了静音键,将手机反扣在桌面上。
有些债,不是一句“你多担待”就能一笔勾销的。
02
手机在桌面上固执地震动着,像一只濒死的甲虫,发出嗡嗡的悲鸣。
我没有理会,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的一份信托合同草案上。
客户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子女都在国外,他想设立一份安养信托,确保自己晚年的生活品质和医疗保障,即便将来意识不清,也能得到妥善的照料。
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只会围着家庭转的全职主妇,变成了如今能独立处理复杂法律事务的“程律”。
这个转变的开端,就源于那段冰冷的月子。
出月子中心那天,我抱着女儿,回到了我和周文博那个曾经被称作“家”的地方。
迎接我的是一屋子的烟味和冰冷的外卖盒子。
周文博坐在沙发上,双眼通红地盯着电脑屏幕,对我回来没有丝毫反应。
我将孩子放进婴儿床,开始默默地收拾屋子。
直到我将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放在他面前,他才像大梦初醒般抬起头。
“静姝,你这是干什么?”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不可置信。
“我们离婚吧。”我平静地看着他,“房子是你婚前财产,我不要。车子归你。存款一人一半。念念的抚养权归我,你每个月需要支付三千块抚养费,直到她十八岁成年。”
“你疯了?”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过那几页纸,“就因为我忙工作没顾上你?我说了多少遍,我在拼事业,为了这个家!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
“我理解。”我点点头,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我太理解了。理解到可以一个人怀孕,一个人产检,一个人生产,一个人坐月子。周文博,你的事业里,有这个家吗?还是只有你自己?”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那场争吵最终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他最终还是签了字。
或许是出于愧疚,或许是觉得我一个脱离社会多年的家庭主妇,根本离不开他,这只是一时气话。
他甚至在签字的时候,还带着一丝施舍般的口吻:“静姝,我给你半年时间,等你冷静下来,想复婚随时可以来找我。”
我没有回答,只是拿过协议书,转身离开了那个让人窒息的地方。
我带着女儿,用分到的那笔存款,在城市另一头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
最艰难的时候,我一边带孩子,一边重新捡起被我丢下了近十年的法律专业。
无数个夜晚,念念睡下后,我就是这样,对着电脑,一杯冷咖啡,一盏孤灯,看到天亮。
“叮咚。”
微信提示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周文博发来的,言辞恳切,甚至带着一丝哀求:
“静姝,我知道错了,当年是我不对。但现在我爸病得这么重,妈一个人根本撑不住。就算我们离婚了,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当帮帮我,行吗?念念也不能没有爷爷啊!”
念念也不能没有爷爷。
这句话像一根毒刺,精准地扎进了我心脏最柔软的地方。
我拿起手机,指尖悬停在屏幕上,却没有回复。
脑海里浮现的,是女儿一岁时发高烧,我一个人抱着她在深夜的急诊室里排队,给他打电话,他却不耐烦地说“我在应酬,小孩子发烧很正常,你别大惊小怪”的场景。
那时,他怎么没想过,念念不能没有爸爸?
手机的震动停了,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宁静。
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
华灯初上,整座城市像一片流光溢彩的星河。
而我,终于成了这片星河中,一粒会自己发光发亮的尘埃。
我拿起手机,没有回复周文博,而是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喂,李姐,是我,程静姝。有个私事想请你帮个忙。我想查一下,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今天是不是收治了一个叫周建国的病人。”
03
李姐是我之前处理一个医疗纠纷案时认识的朋友,在医院信息科工作。
她的效率很高,不到十分钟,电话就回了过来。
“静姝,查到了。周建国,六十八岁,今天下午四点多因为突发性脑干出血送进来的,情况很严重,现在还在ICU抢救,还没脱离危险期。”
脑干出血。
这四个字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我心上。
作为处理过不少医疗案件的律师,我深知这是一种多么凶险的病症。
死亡率极高,即便抢救过来,也大概率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比如偏瘫、失语,甚至成为植物人。
“他……身边有谁在?”我鬼使神差地多问了一句。
“登记的是他老婆张爱莲,还有个儿子,叫周文武。缴费记录也是这个周文武的。”李姐顿了顿,补充道,“没看到你前夫的名字。”
周文武。
我的小叔子,张爱莲最疼爱的小儿子。
当年,就是为了他的婚事,张爱莲才对我这个正在坐月子的儿媳妇不闻不问。
我挂了电话,心里五味杂陈。
虽然对周家早已没有半分情分,但听到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危在旦夕,终究无法做到完全的无动于衷。
可那又如何?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将这些纷乱的情绪压下去,重新坐回办公桌前。
电脑屏幕上,客户的信托合同还等着我修改。
这才是我的现实,我的责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半小时后,我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
秘书小陈探进头来,脸上带着一丝为难:“程律,外面……有位女士,姓张,说是您的婆婆,非要见您。”
我眉头一皱。
她竟然找到了我的律所。
“让她进来吧。”我淡淡地说道。
张爱莲几乎是冲进来的。
她还是老样子,烫着一头棕色的小卷毛,只是脸上少了往日的精明和刻薄,多了几分憔悴和慌乱。
她一见到我,那双三角眼就立刻红了,带着哭腔扑了过来。
“静姝啊!我的好儿媳!你可算肯见我了!”
我下意识地侧身避开,任由她扑了个空。
“张女士,请您自重。”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张爱莲的哭声一滞,脸上闪过一丝难堪。
她大概是没想到,三年不见,曾经那个对她言听计从的程静姝,会变得如此油盐不进。
她擦了擦根本没有眼泪的眼角,换上了一副悲痛欲绝的表情:“静姝,我知道你还在为当年的事生气。是妈不对,妈给你赔不是!可现在你爸都这样了,你就一点旧情都不念吗?他以前多疼你啊!你刚嫁过来的时候,他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她不说这个还好,一说,我只觉得一股恶气直冲天灵盖。
是啊,他疼我。
疼到在我怀孕孕吐最严重的时候,当着我的面,把一整盘我最讨厌的红烧肥肠,硬塞给周文博,嘴里还念叨着:“多吃点,男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别学有些女人娇气。”
疼到在我坐月子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他的电话打过来,却是理直气壮地质问我:“静姝,你坐月子怎么花那么多钱?一个月两万多?你当咱们家是开银行的啊!文博赚钱辛苦,你就不能省着点花?”
我的心彻底冷了下来。
“张女士,如果您今天来,是为了打感情牌,那您可能要失望了。”我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后,与她隔开一个安全的距离,“旧情?您指的是哪一段?是我剖腹产后躺在病床上,你们全家为了小叔子的婚事不见踪影?还是我女儿发高烧进急诊,你们没有一人过问?”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重重地敲在张爱莲的脸上。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
“如果您说完了,就请回吧。我很忙。”我下了逐客令,拿起内线电话,“小陈,送客。”
张爱莲大概从未受过这种待遇,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
她像是突然被点燃的炮仗,指着我的鼻子尖叫起来:“程静姝!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现在当了个什么破律师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只要你一天是文博的媳妇,你就得管我们!你信不信我到你们律所闹,到法院告你遗弃老人!”
遗弃?
我几乎要被她这套颠倒黑白的逻辑气笑了。
第一,我和周文博已经离婚,不存在任何姻亲关系。
第二,赡养义务只存在于直系血亲和夫妻之间。
我对周建国先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赡养义务。
第三,如果您要闹,我的律所楼下就是派出所。
如果您要告,我随时奉陪。
不知道法官会相信一份三年前就生效的离婚协议书,还是您这套漏洞百出的说辞?”
说完,我不再看她,径直对门口的小陈说:“报警。”
04
“别!别报警!”
听到“报警”两个字,张爱莲瞬间像被扎破的气球,刚才还嚣张跋扈的气焰一下子瘪了下去。
她到底是欺软怕硬惯了,真要对上公权力,她比谁都怂。
小陈拿着电话,看看我,又看看她,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给了小陈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然后重新看向张爱D莲,语气里不带一丝温度:“张女士,我的工作时间很宝贵,没空陪您演这些婆媳情深的戏码。您到底是想怎么样,不妨直说。”
张爱莲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然是被我这番不留情面的话噎住了。
她大概是想不通,曾经那个温顺、听话,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儿媳妇,怎么就变成了眼前这个句句带刺、刀枪不入的女人。
她深吸了几口气,似乎在努力平复情绪。
再开口时,声音里已经没了刚才的蛮横,反而带上了一丝交易的口吻。
“静姝,我知道你现在有本事了,看不起我们老两口。但是……但是你爸现在这个情况,医生说,后续的治疗和康复,是一笔天文数字。我们……我们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接话。
果然,这才是她今天来的真正目的。
钱。
“文博那孩子,这几年做生意不顺,外面还欠着一屁股债,他是有心无力。文武刚结婚,买了房,每个月要还房贷,他媳妇又刚怀上,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们老两口的积蓄,这次给你爸看病,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张爱莲说着,又开始抹眼泪,这次倒像是真情流露,“静姝,就算妈求你了,你先借我们点钱,让你爸把命保住行不行?二十万,不,十万!先借我们十万!”
她小心翼翼地报出一个数字,眼神里充满了试探和渴望。
我看着她那张写满算计的脸,忽然觉得有些可笑。
三年前,我坐月子花了区区两万块,她就打电话来兴师问罪,说我败家。
如今,她一开口就是十万、二十万,仿佛我这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张女士,我为什么要借钱给您?”我反问道。
“因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她急切地说道。
“我们不是。”我冷酷地纠正她,“法律上不是,情分上,更不是。”
我的拒绝如此干脆,让张爱莲彻底愣住了。
她大概设想过我会讨价还价,会提出条件,但唯独没想过,我会拒绝得如此彻底。
“你……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夹杂着愤怒和绝望,“那好歹是念念的亲爷爷!你就眼睁睁看着他等死吗?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又是念念。
他们总喜欢拿孩子当挡箭牌,以为这是我的软肋。
“张女士,您似乎忘了,”我的目光直视着她,锐利如刀,“当初是谁,在念念最需要爷爷奶奶的时候,选择了视而不见?现在需要钱了,才想起念念还有个爷爷?您不觉得太晚了吗?”
“我……”张爱莲被我堵得哑口无言。
“至于我的心是不是石头做的,”我自嘲地笑了笑,“或许吧。毕竟,在月子中心那些无人问津的日日夜夜里,它就已经被冻成冰块了。”
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推开,这次进来的是我的合伙人,也是我的学姐,林律师。
她看了看剑拔弩张的气氛,皱了皱眉。
“程律,怎么回事?”
“没事,林姐。”我摇了摇头,“一点私人恩怨。”
张爱莲看到又有人进来,仿佛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立刻转向林律师,哭诉道:“你看看!你看看她!自己的公公躺在医院里不管不问,还说要报警抓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林律师显然不是小陈,她处理过的家庭纠纷比张爱莲吃过的盐还多。
她只是淡淡地瞥了张爱莲一眼,然后对我说:“静姝,我刚接到前台电话,你前夫周先生在一楼大厅,说要见你,情绪很激动,保安快拦不住了。”
周文博也来了。
真是热闹。
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感到一阵厌烦。
“让他们上来吧。”我对林律师说,“正好,一次性把话说清楚,省得他们轮番来烦我。”
05
周文博冲进办公室的时候,张爱莲正坐在地上撒泼打滚,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没天理了”、“儿媳妇不孝”、“要逼死我们老的”。
他看到这副场景,先是一愣,随即怒火中烧地冲我吼道:“程静姝!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就这么对我妈?她再怎么说也是长辈!”
我冷眼看着他,这个我曾经爱过,也曾经恨过的男人。
三年不见,他添了不少白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身上那件看似体面的衬衫,袖口处已经磨得起了毛边。
岁月和生活的压力,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刻印。
“我干了什么?”我好整以暇地坐回自己的老板椅上,双手交叠放在桌前,“我只是拒绝了张女士借钱的要求,并且请她离开我的办公室。然后,她就自己坐到地上去了。”
我的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件与我无关的案情,这种平静,似乎更加激怒了周文博。
“借钱?你就为了钱?我爸现在躺在ICU里,命都快没了,你跟我们谈钱?”他一脸的痛心疾首,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不然呢?”我反问,“谈感情吗?周文博,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感情可谈吗?”
他被我噎了一下,脸色涨得通红。
张爱莲见儿子来了,像是找到了主心骨,立刻从地上爬起来,躲到周文博身后,添油加醋地哭诉:“文博啊,你可算来了!这个女人心太狠了!她说跟你早就离婚了,不管我们死活!还说要报警抓我!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爸拉扯大,现在老了,倒要被一个小辈这样欺负……”
周文博听着母亲的哭诉,看着我冷漠的脸,眼中的怒火渐渐被一种无力的疲惫所取代。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软了下来:“静姝,我知道,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我混蛋,我不是人。但是,那毕竟是我爸,是念念的亲爷爷。你就不能……看在念念的份上,先别计较那么多了吗?”
又是这样。
又是这套说辞。
他们永远学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会用“亲情”、“孩子”这些东西来对我进行道德绑架。
我的耐心,在这一刻终于消耗殆尽。
“周文博,”我站起身,目光比窗外的夜色还要冷,“收起你那套虚伪的说辞吧。看在念念的份上?你配提念念吗?”
“我问你,念念出生到现在,你给过一分钱抚养费吗?离婚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的,每个月三千块,你给了吗?”
周文博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步步紧逼:“念念一岁生日,你在哪里?念念第一次开口叫‘妈妈’,你在哪里?
念念第一次生病住院,高烧到三十九度八,我在医院抱着她跑上跑下,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你又在哪里?”
“你除了贡献了一个精子,你为她做过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拿她来当你的挡箭牌和提款机?”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锋利的刀,狠狠地扎进他的心脏。
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羞愧。
张爱莲大概也没想到我会把这些陈年旧账翻出来,一时间也愣住了,忘了哭。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看着他们母子俩惨白的脸,忽然觉得索然无味。
跟这些活在自己逻辑里的人,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
“行了。”我摆了摆手,重新坐下,语气里充满了疲惫,“我不想再跟你们废话。钱,我一分都不会给。抚养费的事,我会让我的律师正式跟你们谈。现在,请你们离开。”
“不!我们不走!”张爱莲像是被逼到了绝路,突然爆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程静姝,你今天不给钱,我们就死在你这里!我看你这个律师还怎么当!”
说着,她竟真的拉着周文博,一屁股坐在了办公室门口,摆出了一副无赖的架势。
周文博满脸通红,似乎觉得丢脸至极,想拉他妈起来,却被张爱莲死死拽住。
我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怒极反笑。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当着他们的面,按下了“110”。
“喂,您好,这里是XX律师事务所。有人在我的办公室寻衅滋事,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对,地址是……”
就在我说出地址的那一刻,周文博突然像疯了一样冲过来,一把抢走了我的手机。
“程静姝,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他双眼赤红,死死地瞪着我,那眼神,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
“绝?”我缓缓地开口,一字一顿,声音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办公室里,“周文博,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吗?”
我的目光,缓缓落在他身后的张爱莲身上。
“真正的‘绝’是,我不仅不会给你们一分钱,我还会让你们……主动把钱给我送过来。”
06
我的话音落下,整个办公室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周文博和张爱莲都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神看着我。
“你……你说什么?”周文博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说,”我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用一种极为专业的、不带任何个人情绪的口吻说道,“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求我,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周文博显然把我的话当成了气话和羞辱,他涨红了脸,怒吼道:“程静姝,你别太自以为是了!没了你,我们一样能想到办法!大不了,我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卖房子?”我轻轻笑出了声,“周文博,看来你离开家太久,都忘了你家那套老房子的性质了。那是单位分的公房,你们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根本无法上市交易。就算你想卖,也只能在系统内部低价转让,而且手续繁琐,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的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熄了周文博的怒火。
他愣在原地,显然,他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们能卖掉房子,”我继续说道,语气平静而残酷,“脑干出血的后续康复费用,是一个无底洞。护理、理疗、特殊药物……一个月两三万都是少的。你那套老房子,能撑几个月?”
张爱莲的脸色越来越白,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这些现实的问题,她可能想过,但绝没有我剖析得这么清晰、这么血淋淋。
“别……别说了……”她喃喃道。
我没有理会她,目光依旧锁定在周文博身上。
“你呢?周文博。这几年你的生意,真的像你跟外人吹嘘的那么风光吗?据我所知,你投资的那个项目,因为资金链断裂,已经停摆大半年了。你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下游供应商一大笔款子。你自己,恐怕也已经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吧?”
“你怎么知道?!”周文博的反应比刚才听到卖不了房还要激烈,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满眼都是惊恐。
“我是律师,周先生。”我淡淡地回答,“查这些公开信息,是我的基本功。”
周文博彻底瘫软了下去,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陌生。
他大概从未想过,曾经那个对他百依百顺,连他银行卡密码都不知道的妻子,如今能将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弟弟,周文武。”我的目光转向张爱莲,“您最疼爱的小儿子。他刚买了房,背着三十年的贷款。妻子刚怀孕,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家庭都自顾不暇,你觉得,他有多少能力和意愿,来承担你和周建国先生的下半生?”
张爱莲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些话,像一把把尖刀,精准地戳破了她所有的幻想和倚仗。
“所以,你们看,”我摊开手,做了一个总结性的陈词,“卖房无望,大儿子自身难保,小儿子有心无力。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死局。”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剩下张爱莲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
“不……不会的……”她像是在自我催眠,“文博,快,给你舅舅打电话!他有办法!他认识人多!”
周文博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颤抖着手掏出手机。
我没有阻止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因为我知道,那没用。
亲戚之间,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凤毛麟角。
尤其是在这种需要填无底洞的困境面前。
果然,电话拨通了,周文博只说了两句,对面的声音就变得支支吾吾,然后迅速找了个借口挂断了。
他再打过去,已经无人接听。
他不死心,又拨了几个他口中“关系铁”的朋友的电话。
无一例外,对方在听清事由后,都用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
最后一个电话挂断,周文博彻底崩溃了。
他将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
然后,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抱着头,蹲在地上,发出了压抑的、困兽般的呜咽。
张爱莲也彻底傻了,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眼神空洞。
我等他们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才缓缓开口。
“现在,你们愿意听听我的‘办法’了吗?”
07
周文博缓缓抬起头,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不带任何伪装的绝望和恳求。
“你……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案子,你可以看看。”
周文博疑惑地拿起那份文件,标题是《关于设立“王秀琴女士安养保障信托”的法律意见书》。
他翻了几页,满是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和资产列表,看得一头雾水。
“这是什么?”
“这叫家族信托,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细分领域——安养信托。”我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比如房产、现金、股权等,打包设立一个信托。然后由我们这样的专业机构,作为受托人,来管理这笔财产。我们会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定期支付委托人或其指定受益人的生活费、医疗费,安排专业的护理服务,处理各种账单。确保即便委托人将来失能、失智,他的财产也能真正用在他自己身上,保障他的晚年生活。”
周文博和张爱莲听得云里雾里,显然没明白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钱……”张爱莲喃喃道。
“当然有关系。”我笑了笑,拿过那份文件,翻到其中一页,指给他们看,“这份信托的委托人,王秀琴女士,她的情况和你们很像。老伴去世,自己名下有一套价值三百万的房产,但只有一个儿子,定居国外,远水解不了近渴。她担心自己将来生病,儿子鞭长莫及,房子又没法及时变现,所以找到了我。”
“我的方案是,由我们律所合作的信托公司,先垫付资金,为王女士支付当下的生活和医疗开销。同时,我们启动程序,将她的房产进行处置。但不是简单的低价变卖,而是通过信托计划,进行更合理的资产运作,比如抵押贷款获取现金流,或者未来在合适的时机出售。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眼前的用钱难题,又保证了她资产的保值增值。”
我顿了顿,看着他们若有所思的表情,抛出了最关键的一点。
“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从方案设计、合同拟定、对接金融机构和护理机构,到后期的财产管理和监督,都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而我,程静姝,恰好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这一下,周文博和张爱莲终于听懂了。
他们脸上的表情,从迷茫,到震惊,再到一丝……希望的微光。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可以……把家里的房子……”周文博试探着问。
“不可以。”我干脆地打断他,“我说过,你们那套房子没有产权,无法作为信托财产。”
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瞬间又被我一盆冷水浇灭。
“那你跟我们说这些干什么!耍我们吗?”张爱莲尖叫起来。
“我没耍你们。”我平静地看着她,“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解决你们困境的‘钥匙’,就在我手里。
但,这把钥匙,是有价格的。”
我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这对曾经让我受尽委屈的母子。
“周文博,你欠我三年,总计三十六个月的抚养费,每个月三千,一共是十万八千。另外,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离婚后,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半或全部。这三年来,念念所有的开销,从奶粉尿布到早教课程,都是我一人承担。这笔账,我们也可以算一算。”
“还有你,张女士。你今天在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严重影响我公司的正常运营,对我的名誉造成了损害。按照法律,我可以向你索赔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在他们的心上。
“现在,你们还觉得,是我要求你们,还是你们要求我?”
周文博的脸已经毫无血色,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恐惧。
他终于明白,三年的时间,已经让我从一个任他拿捏的弱女子,变成了一个他完全无法企及、甚至需要仰望的强大对手。
他亲手推开的,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一个能在关键时刻,拯救他全家的“贵人”。
张爱莲张着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引以为傲的撒泼耍赖,在我清晰、冷静的法律条文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我……”周文博的嘴唇颤抖着,“我给……我给你钱……抚养费,我一定给……静姝,求你,求你帮帮我爸……”
“求我?”我笑了,那笑意却没有到达眼底,“可以。我的咨询费,一个小时五千。你们确定要现在开始咨询吗?”
08
一个小时五千。
这个数字像一颗惊雷,在周文博和张爱莲的头顶炸响。
张爱莲的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什么?一个小时五千?你怎么不去抢!”
“张女士,市场价而已。”我坐回办公桌后,语气平淡,“我服务的客户,非富即贵,这个价格,他们觉得很公道。毕竟,我能为他们创造的价值,远不止这些。”
周文博的脸上一阵青白交替,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颓然地低下了头。
他知道,我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可以任由他们拿捏的程静姝了。
现在的我,有底气,也有资格,开出这个价码。
“我们……我们没钱……”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
“没钱,就拿东西来抵。”我的目光,落在他手腕上那块看起来颇有年头的旧手表上,“你这块欧米茄,是你父亲给你的吧?二十多年前的老款,虽然不值什么大钱,但抵我两个小时的咨询费,应该够了。”
周文博下意识地护住了手腕,那几乎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不行!”张爱莲尖叫起来,“那是你爸给你的东西,怎么能给她!”
我没有理会她的叫嚣,只是静静地看着周文博,像一个极具耐心的猎人,等待着猎物自己走进陷阱。
办公室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城市的霓虹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在冰冷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终于,周文博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缓缓地、一寸一寸地,解下了手腕上的表,颤抖着放在了我的桌上。
“静姝,”他抬起头,眼中满是血丝,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我求你。”
这两个字,他说得极其艰难,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拿起那块手表,金属的表带在灯光下泛着清冷的光。
我甚至还记得,当年我刚嫁给他时,他还曾得意地向我炫耀过这块表,说是他父亲在他考上大学那年送给他的,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风水轮流转。
“很好。”我将手表收进抽屉,按下了桌上的计时器,“现在,咨询开始。你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将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推到他们面前。
“第一步,列出你们目前所有的资产和负债。要精确,不要有任何隐瞒,因为这关系到我能否为你们设计出最合适的方案。”
周文博和张爱莲对视了一眼,开始在纸上艰难地写画。
老家的公房,没有产权。
张爱莲名下几万块的定期存款,已经为周建国的抢救花得差不多了。
周文博自己,不仅没有资产,反而因为生意失败,欠了银行和供应商近百万的债务。
周文武那边,刚刚背上房贷,自顾不暇。
一张清晰的、写满了“绝望”二字的财务状况图,呈现在我眼前。
“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我看着那张纸,下了结论。
张爱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那……那是不是就没救了……”
“救,当然有。”我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发出笃定的声响,“只是,需要有人做出牺牲。”
我的目光,缓缓地落在了张爱莲身上。
“张女士,您今年五十二岁,身体健康,还在工作,对吗?”
“是……我在一个超市当收银员……”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很好。”我点点头,“周建国先生如果能脱离危险期,后续最好的康复方案,不是待在昂贵的医院里,而是转到专业的康复中心,或者进行居家护理。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一个稳定、可靠、而且廉价的护理人员。”
“你……你什么意思?”张爱莲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的意思是,”我看着她,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个护理人员,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了。您需要辞掉现在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周建国先生的照料中去。这是方案能够进行下去的第一个前提——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成本。”
“不行!”张爱莲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辞了工作,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文武那边我还要帮衬呢!”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张女士。”我冷冷地打断她,“您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不是您去帮衬谁,而是谁来救你们。至于吃喝,别急,我们接下来就谈钱从哪来。”
我将那张纸翻过来,在背面画了一个结构图。
“周建国先生是退休职工,有退休金,虽然不多,但可以覆盖一部分基础开销。其次,他有医保,可以报销大部分合规的治疗费用。但自费药、康复理疗、特殊营养品这些,才是大头。”
“我的方案是,由周文博和周文武两兄弟,共同签署一份《家庭内部赡养协议》,以法律形式,明确他们各自需要承担的份额和责任。”
“周文博,你虽然负债,但你不是没有收入能力。我会通过我的渠道,帮你找一份工作,可能很辛苦,比如去做物流、跑外卖,但至少能保证你每个月有稳定的现金收入。这笔钱,除了你自己的基本生活开销和偿还我的抚养费之外,剩下的,全部要用于你父亲的康复费用。”
“至于周文武,”我看向张爱莲,“你需要去说服他。让他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来。份额我们可以商定,但这笔钱,必须给。因为赡养父母,是他的法定义务。如果他不愿意,我不介意发一封律师函到他和他妻子的单位。”
我的话,让张爱莲和周文博都呆住了。
我给他们设计的,是一条看起来唯一可行,却又充满了痛苦和牺牲的道路。
让他们去求最不想求的人,去做最不想做的事。
一个小时的咨询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按停了计时器。
“好了,时间到。方案我已经给了,怎么选,是你们自己的事。”我站起身,下了逐客令,“如果你们决定采纳,并需要我来起草相关的法律文件、监督执行,那么,欢迎你们带着钱,再来预约我的下一次咨询。”
09
他们是怎么离开的,我几乎没有印象。
我只记得,周文博拿起那张写满方案的纸时,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而张爱莲,则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被儿子半扶半拖着,行尸走肉般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世界终于清静了。
我疲惫地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揉着发胀的太阳穴。
与他们周旋,比打一场标的额上亿的官司还要累。
因为官司讲的是法理和证据,而他们,只讲情绪和私利。
合伙人林姐端着一杯热牛奶走了进来,放到我桌上。
“都解决了?”
“暂时吧。”我苦笑了一下,“给他们指了条路,愿不愿意走,就看他们自己了。”
“你啊,”林姐在我对面坐下,叹了口气,“还是心太软。要是我,直接把他们轰出去,一个字都懒得多说。”
“我不是心软。”我摇了摇头,看着窗外的夜色,轻声说,“我只是……想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三年前,我抱着女儿离开那个家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恨。
我恨周文博的懦弱和逃避,恨张爱莲的刻薄和自私。
我发誓,总有一天,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所以,我拼了命地学习,考证,工作。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支军队,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可是,当今天,我真的看到他们在我面前溃不成军,看到他们低下那曾经高傲的头颅,向我摇尾乞怜时,我却没有想象中的快感。
只有一种……巨大的空虚。
原来,支撑我走过这三年艰难岁月的,不是爱,也不是梦想,而是恨。
现在,恨意消散,我才发现,我的世界里,好像什么都不剩了。
“你不是什么都不剩,”林姐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她指了指我桌上那个粉色的相框,里面是我和女儿念念的合影,“你还有她。你还有你自己,你的事业,你的未来。”
是啊,我还有念念。
我拿起相框,照片上,五岁的女儿笑得像个小太阳,温暖而灿烂。
她是我这片荒芜世界里,开出的唯一一朵花。
“林姐,你说……我这么做,对吗?”我有些迷茫地问,“我把他们逼到绝路,用最冷酷的手段,去清算过去的恩怨……在念念眼里,她的妈妈,会不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静姝,”林姐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很有力,“你不是在报复,你是在教他们‘成年人’这三个字怎么写。
你在教他们,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代价。
你没有落井下石,你甚至还给了他们解决方案。
你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你的公道和尊严。
这不可怕,这叫强大。”
“至于念念,等她长大了,她会明白的。她会为你这个强大、独立、清醒的妈妈,感到骄傲。”
林姐的话,像一道温暖的光,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
是啊,我不是在报复。
我只是在捍卫我自己的边界。
我给张爱莲的方案,看似残酷,却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唯一能让他们自救的办法。
我逼周文博去工作,逼周文武承担责任,逼张爱莲亲自护理,不仅是为了解决钱的问题,更是为了打碎他们每个人心中那个“总有人会为我兜底”的幻想。
一个家庭,想要走下去,靠的不是道德绑架,而是每个成员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我做的,不过是把这个最基本的道理,用他们唯一能听懂的方式,告诉了他们。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周文博和张爱莲没有再来找我。
我把这件事暂时抛在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直到一周后,我的律所账户上,收到了一笔十万八千元的转账。
备注是:周文博。
紧接着,我的微信响了。
是他发来的。
“静姝,抚养费我先转给你了,是文武先帮我垫上的。我们商量过了,愿意接受你的方案。我们……想预约你的下一次咨询。”
我看着那条信息,久久没有回复。
我知道,当我回复“可以”的那一刻,我将以一个全新的、纯粹的“律师”身份,重新介入到这个我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家庭之中。
这一次,没有爱恨,没有恩怨。
只有冰冷的法律,和等价的交换。
10
第二次咨询,是在一周后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
只是这一次,周文博和张爱莲的身边,多了一个人——小叔子周文武,以及他那位挺着肚子的妻子,小莉。
他们的表情各异。
周文博低着头,神情麻木。
张爱莲的眼圈是红的,看起来憔悴了不少。
周文武则是一脸的不情愿和烦躁,而他身边的妻子小莉,则用一种审视和警惕的目光打量着我,和这间看起来就价格不菲的办公室。
“程律师。”还是周文博先开的口,称呼已经从“静姝”变成了客气而疏离的“程律师”。
我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钱我已经收到了。那么,今天你们来,是已经决定要委托我,来为你们起草那份《家庭内部赡养协议》了吗?”
我的语气,公事公办。
“是。”周文博艰难地回答。
“在此之前,”一直没说话的周文武突然开了口,语气冲得很,“我大哥欠你的抚养费,我们认。但是,凭什么我爸妈的事,要我们小辈来签什么协议?赡养父母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不就是想多收你们的律师费?”
他身边的妻子小莉立刻附和道:“就是啊!我跟文武马上也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房贷压力那么大,每个月再拿出一笔钱,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再说了,大哥才是长子,爸妈主要是跟他过,理应他多出点!”
这对夫妻一唱一和,把“自私”两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
张爱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儿媳妇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只能唯唯诺诺地闭上了嘴。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一家子,老的没担当,小的没责任心,一遇到事,想的永远是怎么把皮球踢给别人。
“周文武先生,是吗?”我将目光转向他,眼神平静无波,“你说赡养父母天经地义,我很赞同。但‘天经地义’不代表可以‘含糊不清’。
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在这种关乎一条人命、一个家庭未来几十年的大事上。”
“之所以要签协议,不是为了收你们的律师费,而是为了用法律的强制力,确保你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天经地义’的责任,落到实处。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互相推诿,最后让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无人问津。”
“至于你说的份额问题,”我看向小莉,“协议可以明确规定,周文博先生作为长子,并且过去多年未尽到对家庭的责任,理应承担大部分份额。但周文武先生作为次子,也必须承担他那一部分法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就算打官司到法院,结果也是一样。”
我的话有理有据,不容反驳,周文武夫妻俩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却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好了,”我不想再跟他们进行这种无意义的拉扯,“我的时间很宝贵。你们现在只需要回答我,签,还是不签。如果不签,门在那边,请便。你们可以继续回去为了钱和责任吵架,我不会再干涉。”
我下了最后通牒。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周文武和小莉咬着嘴唇,眼神挣扎。
他们不想出钱,但更怕我真的不管了,让他们自己去面对那个无底洞。
最终,还是周文博打破了僵局。
他站起身,对着周文武,深深地鞠了一躬。
“文武,算大哥求你了。爸不能再等了。”
这一躬,似乎彻底击溃了周文武最后的心理防线。
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最终泄气地瘫坐在椅子上:“签!签!我签还不行吗!”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以极高的效率,跟他们敲定了协议的所有细节:周文博承担费用的百分之七十,周文武承担百分之三十;张爱莲负责全职护理;我会作为协议的监督执行人,定期核查费用的支付和使用情况。
一切,都按照我预设的轨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协议签完,他们起身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周文博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静姝……程律师,”他犹豫了很久,才开口说道,“谢谢你。”
我没有回答,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他们走后,林姐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新的委托文件。
“静姝,你看,这是刚接到的一个案子。一位老先生,情况跟周建国有点像,也是脑干出血,子女都在国外,想设立一份安养信托,指名道姓要你来办。”
我接过文件,目光落在委托人姓名那一栏,微微一怔。
委托人姓梁,是我大学时的一位恩师。
我合上文件,走到窗前。
窗外,夕阳正缓缓落下,给这座冰冷的城市,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色。
我忽然明白,我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清算过去,更是为了守护未来。
不仅仅是我和我女儿的未来,也是像梁老师、王女士这样,许许多多在晚年需要帮助和尊严的老人的未来。
这或许,才是我拿起法律这个武器,真正的意义所在。
我拿起手机,给念念的幼儿园老师发了一条信息:“王老师您好,今晚我准时去接念念,麻烦您了。”
然后,我拨通了林姐的内线。
“林姐,梁老师的案子,我接了。现在就准备材料吧。”
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
恨意早已消散,留下来的,是责任,和前路的光。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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