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偷偷看录像带,被嫂子发现,她没骂我,反而坐下一起看
1988年的夏天,粘稠得像一碗放久了的绿豆汤。
空气里都是煤渣、汗水和栀子花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风扇跟老牛似的哼哧哼哧转着,吹出来的风也是温的。
我就在那样的风里,熬着我十六岁的暑假。
我们家住在一个老家属院里,筒子楼,一到饭点,楼道里就飘满各家呛人的油烟味。
我哥叫李军,大我八岁,在红星机械厂当钳工,手上一层洗不掉的黑油泥,脾气跟砂轮机似的,一点就着。
我嫂子叫陈舒,纺织厂的女工,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人长得也秀气,就是眉宇间总有一点化不开的疲惫。
那年头,谁家有台电视机都算稀罕物,更别说我哥托人从广州搞回来的那台“星牌”十四寸彩电,还有一台同样是“星牌”的录像机。
那玩意儿一进家门,我们家那不到十平米的客厅,立刻就成了整个单元楼的焦点。
录像机,那可是个神仙玩意儿。
我哥把它当宝贝,用一块红丝绒布盖着,生怕落一点灰。
他弄回来的带子,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盘,《霍元甲》、《射雕英雄传》,还有几盘费翔的演唱会。
楼里的大人小孩,一到晚上就自带小板凳挤到我们家,看得那叫一个如痴如醉。
我哥李军,就叉着腰站在电视机旁边,像个检阅部队的将军,脸上全是光。
他享受这种感觉,享受被邻里羡慕和奉承。
“军子,你可真有本事!”
“就是,这玩意儿得花不少钱吧?”
我哥就嘿嘿一笑,摆摆手,嘴上说着“没多少没多少”,那下巴抬得比谁都高。
但那天,他带回来的东西不一样。
是个周五,他上中班,回来时已经快半夜了。
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他压低了声音跟我嫂子说话。
“藏好了,别让小伟看见。”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嫂子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你懂个屁,爷们儿看的。”我哥的声音更低了,还带着点炫耀的得意。
我竖起耳朵,连呼吸都放轻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电视机柜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多了一盘黑色的录像带。
没有封皮,光秃秃的,只在侧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
那三个字,像有魔力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一整天。
《英雄本色》。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从我哥那做贼似的态度里,闻到了一股禁忌的味道。
这种味道,对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孩子来说,比蜜糖还甜。
我必须得看看。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迅速发了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琢磨这件事。
我哥把抽屉钥匙随身带着,跟他的工牌拴在一起,叮当作响,像是在时刻提醒我,别动歪心思。
我嫂子呢,她好像对那盘带子深恶痛绝,每次擦电视柜,擦到那个抽屉时,手上的抹布都好像使了更大的劲儿,像是要把里面的东西擦掉一样。
机会终于来了。
下一个周五,我哥又要上中班,厂里临时有任务,说是要通宵。
晚饭的时候,我哥一边呼噜呼噜地喝着稀饭,一边嘱咐我嫂子:“晚上把门锁好,别让乱七八糟的人进来。”
他又瞪了我一眼:“你,老实点,敢乱动我的东西,回来我打断你的腿。”
我埋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心砰砰直跳。
“知道了。”我含混不清地应了一声。
嫂子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给他夹了一筷子咸菜。
我哥走了之后,家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窗外若有若无的蝉鸣。
嫂子上了一天班,看上去很累,她收拾完碗筷,洗了个澡,就回房间了。
“小伟,早点睡,明天还要去你姥姥家。”她隔着门说了一句。
“哦,知道了嫂子。”
我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看着电视里正在放的《新闻联播》,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的全部心思,都在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上。
钥匙。
我得找到钥匙。
我哥的习惯我还是了解的。他不喜欢把一大串钥匙带到厂里去,嫌碍事,一般只带大门和车间的钥匙。
那串家里的钥匙,他要么放在他床头柜的烟盒里,要么就放在他那件满是油污的蓝色工作服口袋里。
我蹑手蹑脚地溜进我哥和嫂子的房间。
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一大半。空气里有嫂子身上淡淡的雪花膏味,混着我哥的汗味和烟味。
嫂子已经睡了,背对着我,呼吸很轻。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身上投下一片朦胧的光晕。
我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我先摸向床头柜,打开烟盒,空的。
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那件蓝色工作服上。
就是它了。
我踮着脚尖,一点一点地挪过去,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踩在刀尖上。
我把手伸进口袋,指尖触到了一片冰凉的金属。
是钥匙!
我小心翼翼地把钥匙捏在手里,又一步一步地退出了房间,轻轻带上了门。
整个过程,我连大气都不敢喘。
回到客厅,我整个人都虚脱了,后背全是冷汗。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
“咔哒”一声。
在寂静的夜里,这声音格外清晰。
我吓得一哆嗦,赶紧竖起耳朵听了听嫂子房间的动静,还好,没声音。
抽屉拉开了,那盘黑色的录像带,正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
我把它拿出来,手都在抖。
接下来就是开录像机。
我哥教过我几次,但我还是弄得手忙脚乱。
塞带子,按播放键。
录像机发出一阵轻微的“咔嚓”声,然后开始转动。
电视屏幕先是闪过一片雪花,然后,画面跳了出来。
开场就是一片灯火辉煌的香港夜景,配着激昂的音乐,字幕一个个地跳出来。
导演:吴宇森。
主演:狄龙、张国荣、周润发。
我被那画面镇住了。
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和我生活的这个灰扑扑的工业小城,简直是两个次元。
我把声音调到最小,几乎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然后,我整个人都陷了进去。
小马哥,穿着风衣,叼着牙签,用伪钞点烟。
那股子潇洒和不羁,让我浑身的血都热了起来。
豪哥的义气,子杰的挣扎,兄弟之间的情仇,看得我时而握紧拳头,时而眼眶发热。
尤其是枫林阁枪战那一段,小马哥双枪齐出,血肉横飞,鸽子在慢镜头里飞起。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暴力,但是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这比我们看的那些抗日电影、武打片,要刺激一百倍。
我看得入了迷,完全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是在做贼。
就在小马哥跛着脚,一瘸一拐地给豪哥擦车,说出那句“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轻微的开门声。
“吱呀——”
我浑身的汗毛瞬间就炸了起来。
我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僵在原地,连头都不敢回。
完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
是嫂子。
她肯定是被电视的光或者微弱的声音吵醒了。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哥回来之后,拿着皮带抽我的样子。
“你在看什么?”
嫂子的声音很轻,听不出喜怒,但在我听来,不亚于一声惊雷。
我哆哆嗦嗦地,慢慢转过头。
嫂子就站在她房间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睡衣,头发披散着,月光勾勒出她清瘦的轮廓。
她的目光,越过我,落在了电视屏幕上。
屏幕上,小马-哥正咬着牙,一脸倔强。
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蹦不出来。
我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暴风雨。
她会尖叫,会骂我,会冲过来关掉电视,然后把我从板凳上揪起来。
但是,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看了几秒钟。
然后,她慢慢地走了过来。
她没有看我,眼神一直盯着屏幕。
她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站定,然后,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举动。
她搬了个小板凳,在我旁边坐下了。
我们就这样,一句话也没说。
客厅里只有电视机里传出的,被我调到极限小的枪声、对白和背景音乐。
还有我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同样压抑又紧张的呼吸声。
我感觉自己的后背都僵硬了,坐得笔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嫂子就坐在我斜后方,我能闻到她身上洗完澡后淡淡的皂角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电视里的情节在继续,豪哥出狱,物是人非。
我偷偷用余光瞟了嫂子一眼。
她看得很专注,甚至比我还专注。
她的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闪烁的电视光影,在她脸上明明灭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觉得她整个人都沉浸了进去。
我心里的恐惧,慢慢地,被一种巨大的、无法言喻的困惑所取代。
她为什么不骂我?
她为什么会坐下来一起看?
她看得懂吗?她喜欢看这个吗?
无数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打转,但我一个也不敢问。
我们就这样,维持着一种诡异的沉默和默契,一起看完了剩下的部分。
当片尾曲响起,张国荣那首《当年情》悠悠地唱出来时,我才发现,外面天都快亮了。
我赶紧手忙脚乱地去按录像机的弹出键。
“别急。”
嫂子突然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
我吓了一跳,手停在半空中。
她站起身,走到电视机前,很熟练地按了倒带键。
录像机发出一阵“嗡嗡”的声响。
她看着那盘正在倒带的录像带,没有回头,轻声问我:“好看吗?”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好看。
当然好看。
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看的东西。
但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还……还行。”
她好像笑了一下,很轻,像叹了口气。
“你哥也喜欢看这个。”她说。
“他……他平时都自己偷偷看吗?”我忍不住问。
嫂子摇了摇头。
“他就看过一次,跟他们厂里几个兄弟一起,在王师傅家看的。回来就跟我吹,说那个叫周润发的,是真男人。”
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录像带倒完了,“啪”的一声弹了出来。
她把带子拿出来,放回抽屉,然后把抽屉锁好。
她走到我面前,把那串冰凉的钥匙,放回我手里。
“放回去,别让你哥发现了。”
我捏着钥匙,手心全是汗。
“嫂子,我……”我想道歉,想解释,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她打断了我。
“你觉得,小马哥那个人,怎么样?”她突然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我一愣。
“他……他很讲义气。”我想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
“是啊,讲义气。”嫂子重复了一遍,眼神有些飘忽,不知道在看哪里,“为了兄弟,腿都可以不要。”
她顿了顿,又说:“可他自己呢?他过得好吗?”
我答不上来。
电影里的小马哥,总是那么潇洒,那么意气风发,即使落魄了,也硬撑着一口气。
可他过得好吗?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嫂子也没等我回答,她转身,准备回房间。
走到门口,她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晨曦的光,从窗外透进来,照亮了她的半边脸。
我这才看清,她的眼睛有点红,像是哭过,又像是一夜没睡的疲惫。
“小伟。”她叫我的名字。
“嗯?”
“以后别熬夜了,对身体不好。”
说完,她就带上门,回房间了。
我一个人愣在客厅里,手里还攥着那串温热的钥匙。
那个早晨,我第一次觉得,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我这个嫂子。
也不了解我那个,总把“爷们儿”挂在嘴边的哥哥。
那件事之后,我和嫂子之间,好像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默契。
我们谁也没再提过那天晚上的事,就好像它从未发生过。
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以前,我有点怕她。觉得她是我哥的老婆,是“长辈”,总是一副安安静M静、循规蹈矩的样子。
现在,我看见她,会想起那个坐在小板凳上,和我一起看《英雄本色》的夜晚。
她在我眼里,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嫂子”的符号。
她成了一个具体的人。
一个也会被电影里的江湖义气所吸引的人。
一个有着自己心事,却从不言说的人。
我开始不自觉地观察她。
我发现她并不总是那么安静。
有时候,她一个人在厨房洗碗,会跟着收音机里放的邓丽君的歌,很轻很轻地哼唱。
有时候,她会坐在窗前,看着楼下孩子们跳皮筋,一看就是半天,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还有一次,我看见她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小木盒子。
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双红色的芭蕾舞鞋。
鞋子很旧了,缎面都有些磨损,但看得出被保存得很好。
她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那双鞋,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混杂着向往和遗憾的神情。
我哥正好从外面回来,看见了,眉头一皱。
“又把这破烂玩意儿拿出来干嘛?占地方,早该扔了。”
嫂子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立刻把盒子盖上,塞回了床底。
她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去厨房给我哥倒水了。
我哥大概也觉得自己话说重了,接过水杯,嘟囔了一句:“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还想这些有的没的。”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那天晚上,她问我“小马哥过得好不好”时,心里在想什么。
她或许,也在问她自己。
我哥李军,他想成为豪哥那样的人,有兄弟,有地位,受人尊敬。
所以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人情世故上,请客吃饭,拉帮结派,就为了在厂里能说得上话。
他在外面装得像个大哥,回到家,就把所有的疲惫和不耐烦,都甩给了这个最亲近的人。
而我嫂子呢?
她曾经或许也想成为别人,一个会跳舞的,一个自由自在的,而不是被困在这个小小的家里,日复一日洗衣服做饭,应付一个脾气暴躁的丈夫的女人。
那盘《英雄本色》,对我来说,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那两个小时里,她或许暂时忘记了自己是陈舒,是李军的老婆,是李伟的嫂子。
她只是一个观众,跟着电影里的人,去经历了一场快意恩仇、轰轰烈烈的人生。
那是一种短暂的,却无比珍贵的逃离。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
开学后,我的生活被繁重的课业填满,很少再有机会去想那些江湖义气。
但我和嫂子的关系,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亲近了许多。
有时候我哥又因为厂里的事发脾气,摔摔打打,我嫂子会给我使个眼色,让我回自己房间去。
等我哥睡了,她会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面。
“快吃吧,别饿着。”
她不说安慰的话,但那碗面,比什么话都暖。
有时候,我写作业遇到难题,她会搬个板凳坐在我旁边,安安静静地陪着我。
她也看不懂那些函数和公式,但她会帮我削铅笔,给我倒水。
有她在旁边,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我们之间,依然很少交流。
但我们都懂,我们是“一伙”的。
我们是这个家里,唯二的,拥有那个共同秘密的人。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冬天。
那年冬天特别冷,下了好几场大雪。
快过年的时候,厂里效益不好,开始裁员。
我哥的名字,就在第一批下岗名单上。
这个消息,对我哥来说,不亚于天塌了。
他整个人都蔫了,以前那个神气活现的李军不见了,取而代代的是一个整天唉声叹气,借酒浇愁的颓废男人。
他不再往家里带人了,那台宝贝录像机,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我哥喝醉了,就骂人,骂厂领导不长眼,骂社会不公。
嫂子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给他收拾呕吐物,给他熬醒酒汤,一句怨言都没有。
但她也变得更沉默了,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
我知道,这个家,快撑不住了。
年三十那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
别人家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我们家却冷得像冰窖。
我哥从中午就开始喝,喝得醉醺醺的,躺在沙发上,嘴里胡言乱语。
嫂子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着年夜饭。
我看着她单薄的背影,心里一阵阵地发酸。
我走过去,想帮她做点什么。
“嫂子,我来帮你择菜吧。”
她回过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全是苦涩。
“不用,你去看电视吧。”
我没走,就站在她旁边。
“嫂子,我哥他……他会好起来的吧?”我问。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说:“会的。”
可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顿最沉默的年夜饭。
电视里放着春晚,赵本山的小品逗得全国人民哈哈大笑。
而我们家,只有我哥偶尔发出的梦呓,和嫂子夹菜时,筷子碰到碗沿的清脆声响。
吃完饭,嫂子收拾了碗筷,突然对我说:“小伟,我们看盘带子吧。”
我愣住了。
自从我哥下岗后,那台录像机就再也没开过。
嫂子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说:“就看那一盘。”
我立刻就明白了。
是《英雄本色》。
我哥醉得不省人事,我们不用再像上次那样偷偷摸摸。
我把带子放进去,熟悉的音乐响起。
还是那个灯火辉煌的香港,还是那几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这一次,我和嫂子并排坐在沙发上,离得很近。
我们谁也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
看到小马哥说“我不要人可怜我,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的时候。
我听见身边传来一阵极力压抑的抽泣声。
我转过头,看见嫂子哭了。
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着眼泪。
眼泪顺着她消瘦的脸颊,一滴一滴,落在她蓝色的确良褂子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我只能把沙发上的一个枕头,递给她。
她接过去,抱在怀里,把脸埋了进去。
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个无助的孩子。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
我明白了,她看的不是电影,是她自己的人生。
我哥失去了工作,就像豪哥失去了江湖地位。
而她,就像那个跛了脚,却依然不肯认输的小马哥。
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支撑着那个一蹶不振的男人。
她也想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或许是尊严,或许是希望,或许是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丈夫。
可是,她只是一个纺织厂的普通女工,她能怎么办呢?
电影里,小马哥可以快意恩仇,用双枪夺回一切。
而现实里,只有还不完的债,和看不见尽头的日子。
电影放完了。
嫂子也哭完了。
她用手背擦了擦脸,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
她看着电视屏幕上滚动的演职员名单,轻声说:“小伟,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不知道。
我才十六岁,我还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到底是什么模样。
但我看着她,看着这个只比我大几岁,却已经尝尽了生活苦涩的女人,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想保护她。
“嫂子,”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有我呢。以后,我来养你和我哥。”
她愣住了,随即,笑了。
那是那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看见她真心实意的笑。
眼角还挂着泪,嘴角却已经弯了起来。
“傻小子。”她揉了揉我的头发,“等你长大了再说吧。”
她站起来,把电视关掉,把录像带取出来。
这一次,她没有把它锁起来。
她把它放在了最显眼的电视机柜上。
好像在说,我们再也不需要偷偷摸摸了。
生活已经这么难了,我们总得给自己找点念想。
那盘录像带,就成了我们俩的念想。
从那以后,嫂子变了。
她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女人了。
第二天,她就把醉得不省人事的我哥从床上拖了起来,用一盆冷水把他泼醒。
“李军!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对我哥大声说话,声音都在发颤,但充满了力量。
我哥懵了,坐在床上,看着她。
“你以为你倒下了,这个家就散了?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受?我告诉你,只要我陈舒还喘着一口气,这个家就倒不了!”
她指着门口:“你要是还当自己是个男人,就给我出去!去找活干!扫大街,扛麻袋,什么都行!别他妈的像个孬种一样躺在这里等死!”
我哥被她骂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嫂子跟我哥大吵了一架,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和压抑,都吼了出来。
最后,我哥红着眼,一拳砸在墙上,摔门出去了。
我吓坏了,以为他们要完了。
嫂子却像没事人一样,开始打扫卫生,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晚上,我哥回来了。
他没喝酒,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两根油条。
他把油条放在桌上,声音嘶哑地说:“明天……我跟老王去码头扛包。”
嫂子正在缝衣服,头也没抬,只是“嗯”了一声。
但那天晚上,她给我哥的晚饭里,卧了两个荷包蛋。
生活,就这样以一种极其狼狈,却又无比坚韧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我哥真的去了码头。
每天回来,都累得像条死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但他再也没喝过一次大酒,也没再说过一句丧气话。
嫂子在纺织厂,也申请了加班,每天都干到最晚才回来。
他们俩的话依然很少,但他们之间的那种感觉,变了。
不再是怨怼和不耐烦,而是一种,在困境中相依为命的……战友情。
而我,也拼了命地学习。
我知道,我那句“我养你们”,不仅仅是一句冲动的承诺。
那是我唯一能为这个家,做的事情。
高三那年,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做得试卷堆起来比我还高。
有时候学到半夜,嫂子总会悄悄地给我送来一杯热牛奶,或者一碗甜酒酿。
她从不说什么“加油”、“努力”,只是把东西放下,摸摸我的头,就出去了。
但我知道,她的所有希望,都在我身上。
1990年夏天,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是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
通知书寄到家的那天,我哥一个四十岁的汉子,在院子里,哭得像个孩子。
嫂子也哭了。
她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都在抖,看了又看,像是怎么也看不够。
那天晚上,我们家请了客。
是这几年来,最热闹的一次。
我哥把那台落了灰的录像机又搬了出来,放的还是那盘《英雄本色》。
他对来串门的邻居们说:“看见没,这是我弟弟,大学生!以后有出息了!”
他搂着我的肩膀,满脸的骄傲,好像考上大学的,是他自己。
酒过三巡,我哥喝高了。
他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小伟,哥对不起你,这些年,让你跟着我们受苦了。”
“哥,你别这么说。”我眼眶也红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嫂子面前,突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她鞠了一躬。
“陈舒,谢谢你。”
他说。
“这些年,委屈你了。”
嫂子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摇头。
电影里,豪哥对小马哥说:“我们兄弟,以后可以重新开始了。”
那一刻,我看着我哥和嫂子,我觉得,他们也可以重新开始了。
我去上海上学那天,是嫂子送我去的火车站。
我哥要去码-头,走不开。
临上车前,嫂子从包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拿着,在外面,别亏待自己。”
我打开一看,是一沓钱,有零有整,被抚得平平整整。
我知道,这是她和我哥,一分一分,用血汗挣来的。
“嫂子,我不要,我有助学金。”我推了回去。
她把我的手按住,眼神不容置疑。
“拿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跟我的亲儿子一样。”
火车的汽笛响了。
我上了车,隔着车窗,看着站台上的她。
她还是那么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站在人群里,一点都不起眼。
她一直对我挥着手,脸上带着笑。
火车开动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
为了省钱,也为了多打几份工,减轻家里的负担。
我和嫂子,靠着书信联系。
她文化不高,信写得很朴实,总是问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钱够不够花。
我给她寄去上海的照片,外滩,南京路,还有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她在回信里说:上海真大,真漂亮,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就在那里安家,别再回来了。
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再过他们那样的苦日子。
毕业后,我留在了上海,进了一家外企,工作很辛苦,但收入不错。
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欠债都还清了。
然后,我每个月都给家里寄钱。
我让我哥别去码头了,让他和嫂子开个小卖部,轻松一点。
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小伟,你长大了。”
再后来,我结了婚,在上海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把哥和嫂子接过几次,但他们住不惯,总觉得浑身不自在,没多久就吵着要回去。
他们说,还是那个老家属院住着踏实,邻里邻居的,说话都方便。
我知道,他们是怕给我添麻烦。
去年,我哥五十多岁,身体不行了,得了很严重的肺病,是年轻时在厂里和码头落下病根。
我把他接到上海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
但他还是没撑过去。
办完我哥的后事,我想把嫂子留在上海,给我带带孩子,也让我尽尽孝心。
她拒绝了。
“我还是回去吧。”她说,“你哥一个人在那边,我不放心。”
她还是回到了那个老房子。
我给她请了保姆,她没几天就给辞退了,说自己手脚还能动,用不着人伺候。
我给她打钱,她总是说够用够用,然后又悄悄地,把大部分钱都存起来,说要留给我儿子上大学。
前段时间,我回去看她。
老家属院要拆迁了,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我帮她收拾东西,在那个落满灰尘的电视柜里,我又看到了那盘录像带。
《英雄本色》。
带子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损了,上面贴着一张发黄的标签。
我拿起来,问她:“嫂子,这个……还留着呢?”
她正在擦一张我和我哥的老照片,闻言,回过头,笑了。
“留着吧,是个念想。”
她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盘带子,用袖子仔細地擦了擦上面的灰。
“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你吓得跟个小鸡仔似的。”
我也笑了。
“我能不记得吗?差点以为要被你和我哥打死。”
“我那时候就在想,”嫂子看着手里的录像带,眼神悠远,“这电影里的人,活得真带劲啊。”
“是啊。”我说。
“其实啊,”她顿了顿,轻声说,“我那天晚上,没睡着。”
我愣住了。
“我听见你开抽屉的声音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狡黠的笑意,“我就是想看看,你哥藏的到底是什么宝贝,能让他那么神神秘秘的。”
我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原来,从一开始,她就什么都知道。
“那你……”
“我就是好奇。”她打断我,“后来看着看着,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比我这辈子,有意思多了。”
她把录像带放进一个盒子里,和那双红色的芭蕾舞鞋,放在了一起。
那是她一生的两个梦。
一个,是关于自己。
一个,是关于远方和江湖。
临走的时候,我站在拆了一半的楼道里,看着嫂子。
她已经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但她的眼神,依然很亮。
“小伟,你有空就常回来看看。”
“会的,嫂子。”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穿着白色睡衣,默默坐在我身边,陪我看了一夜电影的年轻女人。
时间真是一件残酷又温柔的东西。
它夺走了我们的青春,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也把一些东西,深深地刻进了骨子里。
对我来说,那盘《英雄本色》,早已不是一部电影那么简单。
它是我青春期的叛逆和启蒙,是我和嫂子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是我们那个普通家庭在艰难岁月里,一点微弱的光。
它让我知道,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心里都可能藏着一个刀光剑影的江湖。
也让我明白,生活,远比电影要复杂,也远比电影,要更需要勇气。
本文标题:88年我偷偷看录像带,被嫂子发现,她没骂我,反而坐下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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