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导演杨洁自传（9）：半生风雨半生磨砺 接棒《西游记》导演

　　一、告别枣园，在风雨中践行初心

　　延安枣园的那段时光，像一颗短暂却明亮的星，照亮了我初到革命圣地的迷茫。可相聚终有别离，随着延安人员转移工作的推进，我也接到了组织的新安排 —— 转赴张家口，进入华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离开枣园那天，小罗依依不舍地送我到路口，塞给我一包她攒下的花生，反复叮嘱我 “照顾好自己，常联系”。我望着远处黄土坡上的窑洞，心里满是不舍，那些舞会、馒头黄油的香甜，还有毛主席与朱老总窗台下对弈的平凡瞬间，都成了我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到了张家口，华北联大的学习生活比延安大学更为严谨。我被分配到文艺系，系统学习文学创作与表演理论。那时的张家口刚解放不久，城市还带着战争后的疮痍，学校的教室是临时搭建的土坯房，冬天没有暖气，我们就裹着厚厚的棉衣上课，笔尖都冻得发僵。但没人抱怨，大家都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课后的讨论也常常热火朝天。

　　学习之余，我加入了学校的文工队，成为一名演员。我们经常深入农村、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条件极其艰苦。有时要徒步几十里山路，鞋子磨破了就裹上布条；有时演出场地就在打谷场，搭一块木板就是舞台，煤油灯就是灯光。我演过《白毛女》里的喜儿，演过《兄妹开荒》里的妹妹，每次站在舞台上，看到台下观众专注的眼神，听到阵阵掌声，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这段演员经历，让我近距离接触了观众，也让我对舞台节奏、人物情感有了直观的把握，为后来的导演工作埋下了伏笔。

　　1947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文工队接到了新的任务 —— 参与战地宣传。我们跟着部队辗转各地，在枪林弹雨中传递胜利的消息。有一次，我们在河北某村庄演出时，突然遭遇敌机轰炸，大家来不及收拾道具，就跟着村民躲进了地窖。黑暗中，我紧紧攥着演出用的剧本，心里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念头：等轰炸结束，一定要把演出完成。敌机飞走后，我们顶着硝烟，在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打谷场上继续表演，台下的战士们热泪盈眶，掌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响亮。

　　1948 年，我迎来了职业的第一次转型。组织发现我的声音清亮、吐字清晰，推荐我到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第一次坐在播音间里，面对冰冷的话筒，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前辈告诉我：“播音不是简单的念稿，要把文字变成有温度的声音，让听众感受到力量。” 我牢记这句话，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习发声，对着镜子纠正口型，反复琢磨稿件的情感。

　　同年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接到了播报任务。那天，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端坐在话筒前，当 “济南解放了” 五个字从我的口中传出时，我仿佛能看到电波那头，无数人欢呼雀跃的场景。泪水不自觉地模糊了双眼，这是胜利的泪水，也是对无数牺牲者的告慰。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解放当天，我作为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夜色中发出了这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条消息。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逐渐连成一片，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我心中的希望 —— 一个崭新的时代，正随着我们的声音徐徐拉开序幕。

　　1950 年，在青岛广播电台，我遇到了周传基。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会讲好几门外语，拉得一手好小提琴，身上的绅士风度在当时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因工作相识，他常常给我讲解国外的文艺理论，推荐经典书籍，我被他的才华深深吸引。可那时，他顶着 “落后份子” 的帽子，我们的恋情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 组织找我谈话，亲友劝我三思，他们都说 “你一个革命干部，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走到一起”。

　　但我认定了他，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也欣赏他骨子里的正直。1951 年，在一片反对声中，我们结婚了。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几个要好的同事送来祝福，婚房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单间，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婚后，我们陆续有了三个孩子，日子虽平淡，却也充满了烟火气。周传基会在下班回家后，给孩子们拉小提琴，我则在一旁缝补衣物，听着琴声和孩子们的笑声，觉得所有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

　　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53 年底，我因长期劳累患上了肺病，经常咳嗽不止，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已经无法承受播音员高强度的工作。组织上体恤我，1954 年将我调往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既方便我养病，也能照顾住在北京的母亲。本以为距离的拉近能让家庭更和睦，可现实却事与愿违。

　　我和周传基都是个性强硬的人，又都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他希望我能多回归家庭，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而我始终放不下热爱的播音工作。两地分居的日子里，我们只能通过书信沟通，可文字终究无法传递真实的情绪，误解越来越深。1958 年，周传基也调到了北京，本以为矛盾能得到缓解，可他却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工作上处处碰壁，名誉也受到了影响。巨大的压力让他性情大变，变得暴躁易怒，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孩子们也常常被他骂哭。

　　看着孩子们惊恐的眼神，想着日益僵化的夫妻关系，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我试着沟通，试着妥协，可每次都以争吵告终。1963 年，为了让孩子们远离压抑的环境，也为了给自己一条生路，我毅然提出了离婚。这个决定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单亲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旁人眼里几乎是 “走投无路”。可我心意已决，哪怕前路再难，也要给孩子们一个温暖、平静的成长环境。

　　离婚后的日子，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艰难。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干部，我每月工资不低，可要养活三个孩子，支付房租、学费和生活费，依然捉襟见肘。我戒掉了所有的娱乐开销，衣服穿了又补，饭菜也尽量简单。每天下班回家，我要先给孩子们做饭、辅导功课，等他们睡熟后，再准备第二天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有时孩子们生病，我只能抱着小的、牵着大的，在寒风中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累得几乎虚脱。

　　有人劝我 “找个依靠”，也有人背后议论我 “不安分”，可我始终没有动摇。我告诉自己，再难也要坚持，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更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那段日子，工作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在播音间里，我可以暂时忘记生活的疲惫，用声音传递力量，也在一次次播报中，重新找回自信。

　　1958 年，中国电视事业迎来了初创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正式成立。这一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 ——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北京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对于我来说，电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教材可学，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刚到电视台时，我被分配负责戏曲节目。那时的电视设备极其简陋，摄像机笨重又不稳定，录制场地也十分狭小。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我和同事们常常加班加点，反复调试设备、排练节目。我记得第一次执导戏曲艺术片《双玉蝉》时，为了还原传统戏曲的韵味，又能适应电视的传播特点，我反复研究剧本，和演员沟通表演细节，和摄像师探讨镜头运用。有时为了一个镜头，要反复拍摄几十遍，直到满意为止。

　　那段时间，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白天在台里排练、录制，晚上回家就查阅戏曲资料，研究不同剧种的特点。孩子们常常抱怨 “妈妈陪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我心里满是愧疚，却只能在睡前给他们讲讲故事，弥补一点母爱。功夫不负有心人，《双玉蝉》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在电视行业走下去的决心。

　　六十年代，我陆续执导了《香罗帕》《小姑贤》等多部戏曲艺术片。每一部作品，我都倾注了全部心血，从选剧、改编剧本，到演员选择、舞台布置，再到后期剪辑，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摸索出了电视戏曲的拍摄规律，也积累了丰富的导演经验。我发现，电视不仅能还原戏曲的舞台魅力，还能通过特写、远景等镜头语言，放大演员的情感表达，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戏曲的美。

　　1965 年，台里来了一位年轻的转业军人，名叫王崇秋，被分配到摄像组。他是湖北麻城人，和我算是老乡，性格开朗、工作认真，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起初，我们只是工作上的伙伴，他负责摄像，我负责导演，在一次次合作中，逐渐形成了默契。王崇秋虽然年轻，却有着极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总能准确把握我的拍摄意图，甚至提出很多新颖的镜头想法。

　　1967 年春节后，王崇秋从老家探亲回来，给我带来了一块麻城腊肉。那是一块用柏树枝熏制的腊肉，香气扑鼻，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算得上是稀罕物。他把腊肉递给我时，有些羞涩地说：“杨导，我知道你带着孩子不容易，这块腊肉给孩子们补补身体。另外，我有句话想对你说，我喜欢你很久了，希望能照顾你和孩子们。”

　　他的表白让我猝不及防，我吓得赶紧把腊肉塞回他怀里，匆匆逃离了办公室。说实话，我从未想过再组建家庭，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对爱情早已不抱奢望。更何况，我们之间相差 14 岁，我带着三个孩子，而他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不合适。

　　可王崇秋没有放弃。他没有再提表白的事，只是默默地关注我、帮助我。他会在我加班晚归时，悄悄在办公室门口放一份热饭；会在孩子们放假时，主动提出带他们去公园玩；会在我工作遇到难题时，第一时间站出来出谋划策。有一次，小儿子发烧到 39 度，我急得团团转，王崇秋得知后，二话不说就骑着自行车送我们去医院，守在病床前一夜未眠。

　　孩子们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温和细心的 “王叔叔”，常常念叨着 “王叔叔什么时候来”。而我，也在他日复一日的真诚与坚持中，渐渐融化了冰封的心。我发现，和他在一起时，我不用伪装坚强，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1969 年，在亲友的不解和质疑声中，我和王崇秋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我们一家人简单的聚餐，可我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与温暖。

　　婚后的王崇秋，果然如他承诺的那样，把我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他辅导孩子们功课，带他们锻炼身体，给他们讲故事，弥补了孩子们缺失的父爱。工作上，他更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们一起合作拍摄了多部作品，默契十足。有人问他 “为什么愿意娶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他总是笑着说：“杨洁是个好女人，她坚强、善良、有才华，能和她在一起，照顾她和孩子们，是我的福气。”

　　七十年代，我的导演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1974 年 11 月，我接到上级指示，前往湖南电视台为毛泽东同志转播文艺节目。接到任务时，我既紧张又激动，这是对我专业能力的极大认可。当时的转播条件十分有限，没有先进的转播设备，只能依靠简陋的录像设备进行录制，再通过卫星转播。

　　在湖南的日子里，我每天都泡在排练场和录制现场。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我和当地的演员、工作人员反复沟通，修改节目流程，调试设备参数。我先后录制并转播了京剧《玉堂春》、湘剧《柜中缘》《祭头巾》、花鼓戏《刘海砍樵》等多部传统剧目。每一部作品，我都力求还原其原汁原味的艺术魅力，同时兼顾电视转播的特点，让观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戏曲的韵味，又能获得良好的视觉体验。

　　1976 年 3 月，我再次赴湘，执导录制了湘剧《百花记》。这部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拍摄难度很大。为了把握好人物的情感节奏，我和演员一起分析剧本，探讨角色的内心世界；为了呈现精彩的武打场面，我和摄像师反复研究镜头角度，确保每一个动作都清晰、流畅。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可当看到完整的作品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1979 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 与邓在军联合执导 “迎新春文艺晚会”。这台晚会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意义非凡。为了给观众呈现一台精彩的晚会，我们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节目筛选、流程设计，到舞台布置、灯光音响，每个环节都反复打磨。我负责戏曲和歌舞类节目，为了让节目更具观赏性，我大胆创新，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歌舞元素相结合，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晚会直播那天，我站在后台，看着舞台上精彩纷呈的节目，听着导播间里传来的观众反馈，心里满是激动。当晚会结束，接到无数观众的好评电话时，我知道，我们成功了。这台晚会不仅让我积累了大型晚会的执导经验，也让我看到了电视文艺的强大魅力。

　　1980 年，我执导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崂山道士》，正式开启了电视剧导演生涯。这部剧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神话题材的作品。拍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 没有特效技术，只能依靠实景拍摄和简单的道具来呈现神话场景；资金有限，很多场景只能在简陋的摄影棚里搭建。为了拍出 “穿墙术”“飞天” 等效果，我和王崇秋反复试验，用镜头剪辑和道具配合，最终呈现出了让观众满意的效果。

　　《崂山道士》播出后，反响热烈，很多观众写信到电视台，称赞这部剧 “想象力丰富、画面优美”。这部作品的成功，让我更加坚定了拍摄神话剧的信心。1981 年，我执导的京剧《香罗帕》入选全国优秀电视艺术加工文艺节目，同年拍摄的电视剧《小院风波》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这部剧聚焦现实生活，讲述了普通家庭的矛盾与和解，贴近生活的剧情和真实的人物情感，让很多观众产生了共鸣。

　　就在我在电视剧领域逐渐站稳脚跟时，一个更大的机遇向我走来。1981 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找到了我。他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开门见山地说：“杨洁，台里决定拍摄一部神话电视剧《西游记》，我觉得你最合适担任导演，你有没有信心？”

　　听到 “西游记” 这三个字，我愣住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经典故事，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可拍摄《西游记》，对于当时的中国电视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神话场景的呈现、特效的制作、全国各地的取景，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未知。

　　我沉默了片刻，脑海里闪过了很多画面：延安枣园的窑洞、播音间里的话筒、戏曲舞台上的灯光、《崂山道士》拍摄时的艰辛与喜悦。多年来，无论是生活的磨砺，还是事业的挑战，我都没有退缩过。我看着洪民生副台长期待的眼神，又想到了王崇秋坚定的支持，终于点了点头：“我接下这个任务！”

　　那一刻，我知道，一场前所未有的 “取经之路” 即将开始。那些在延安锤炼的意志、在播音岗位培养的敏锐、在戏曲导演工作中积累的美学素养，还有与王崇秋多年的工作默契，都将成为我攻克这座 “艺术大山” 的底气。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属于我的 “九九八十一难”，只为把这部经典神话故事，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文标题：西游记导演杨洁自传（9）：半生风雨半生磨砺 接棒《西游记》导演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shenghuo/8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