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八室”——513国民党特务案（3）别给陌生人说话

　　起初，陶庸君并没打算动用其“华东八室”侦查员的权限，去镇江公安局查访，而是直奔市图书馆查阅十二年前的报纸。

　　他把事发前后十天半月的报纸全都翻了一遍，几乎每家报纸动辄都是整版的治安类消息，有的还配发了图片和社会各界的评论，可就是没找到一篇有关荣大旅社失踪案的报道，这就很奇怪了!

　　看来，得换个方式进行调查。离开上海前，甄主任叮嘱过他:

　　“在外面有什么情况解决不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像平时出差一样”。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打电话，而是：

　　像平时出差一样。

　　这里面大有讲究。甄主任所说的电话并非寻常意义上的电话，而是进行秘密调查的一种特别手段。

　　整个华东地区各级公安机关的侦查员，不管是否穿制服，不管属于哪个级别，能够动用这种手段的只有“华东八室”，就连大名鼎鼎的华东特案组都没这个资格。

　　离开市图书馆后，陶庸君步行了十来分钟，招了一辆三轮车前往邮电局，在营业窗口办理了“国内长途电话自拨”业务的手续。

　　然后，他进入靠墙排列的一个空着的电话亭，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永远是一拨就通，对方虽是一个温和的女声，却并无任何客套，只有两个字:

　　“请讲！”

　　陶庸君轻声报出了由数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的密码——这是“华东八室”侦查员专用的绝密暗号。

　　按照规定，不管是否使用过，每天午夜必须更换，换什么数字、字母，事先都有指令，而且只能记在脑子里，不能落在纸面上。

　　此刻，陶庸君报出密码，对方静默了几秒钟，应该是在核对，随即，女话务员开腔说道: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陶庸君答道:

　　“我想通过镇江市公安局查阅一桩母子旅客失踪案的相关情况，该案发生于1940年9月25日，地点在该城四牌楼‘荣大旅社’……”

　　话务员应该经过特别训练，陶庸君在电话这头不紧不慢开腔，她同时进行速记，待陶庸君说完，她也记录完毕，说了声:

　　“请过五分钟再来电！”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五分钟后，陶庸君再次拨打电话，报出密码。对方告知，可随时前往镇江市公安局查阅卷宗。

　　接着，陶庸君来到位于正东路的镇江市公安局。

　　根据华东局公安部的规定，设在上海的那部神秘电话在接到陶庸君的求助后，应在第一时间急电镇江市公安局局长董必成(如果董不在镇江，则由组织指定的临时代理领导处理)，并以华东局公安部的名义下达指令，要求镇江方面紧急提供协助。

　　镇江方面包括董必成局长在内，只知晓这是来自华东局公安部的指令，对于来人的姓名、身份、此行使命等情况一概不许过问，局领导无须出面接待，指令下属照办即可。

　　陶庸君来到市局大门口，亮出证件，立刻被在此等候的第一科(秘书科)材料股副股长裴苏引领到一间空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卷宗袋，表面沾着灰尘和霉斑，袋口的白色蜡线已经泛黄，密封的火漆干硬开裂，若是稍稍一扯就要脱落。

　　卷宗袋外面，有国民党镇江市警察局接收专员和解放后镇江市军管会公安处接管小组的印鉴，裴苏告知，自1945年国民党接收后，这份案卷就没有拆开过。

　　裴苏离开后，陶庸君使用“华东八室”特配的打火机式微型照相机，对卷宗袋表面的几处痕迹细节进行拍摄。然后，他拿出穿在钥匙圈上的袖珍旅行剪刀，小心翼翼拆开口袋，取出里面的材料和照片，逐页查阅。

　　这份刑事卷宗的制作者是汪伪政权“镇江县自治委员会”下辖县级警务机构，1938年春设立，起初叫“镇江县公安局”，同年9月改称“丹徒县警察所”，1941年4月又改为“镇江县警察局”。

　　“荣大旅社”失踪案发生时，负责镇江治安管理的是“丹徒县警察所”，承办该案的是该所警察大队第三探组，具体承办人为组长邢开先及三个刑警——屠大友、祖仁行、李应丰。

　　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陶庸君仔细看了这份刑事卷宗，基本了解了当时的侦办情况。

　　1940年9月26日，即陶庸君护送许秋琴母子抵达镇江入住“荣大旅社”的次日上午7点多，两个身形剽悍的青年男子来到“荣大旅社”。

　　这二位一姓闵，一姓包，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两名特务，他们受其上司许崇杰的指派，大老早搭乘京沪头班(此处“京”指的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快车赶来。

　　为防走漏消息，中共地下党没有把当晚转移许秋琴的消息告知许崇杰，而许觉得让妻儿待在镇江有点儿不保险，遂派来两个部下照应，万一有变，可随时把妻儿送往南京。

　　这两个部下是许崇杰的老跟班，对许非常忠诚，向来被许视为心腹。他们认识许秋琴母子，许的儿子管他俩叫“爷叔”。

　　闵、包两个进了“荣大旅社”，账房一看二人穿着作派，就知来头不小，不敢怠慢，起身相迎。

　　那二位往靠墙茶几旁边的椅子上一坐:

　　“大老早打扰，不好意思。麻烦先生差人去看看昨天入住贵号的许太太母子是否起床，如果已经起来，就代为通报一声，说有闵、包两个弟兄前来拜访。

　　如果还没起床，千万不要惊醒他们，我们就在这里坐等。另外，请把许太太入住贵号的一应费用结算一下，有我们会钞。”

　　听来人这样一说，账房先生遂指派一个茶役去了内堂，轻叩房门:

　　“太太，您起来了吗”

　　他连唤三声，屋里没有动静，提高嗓音又唤了两声，依然如故。于是，手上略微用力往门上拍了一掌，房门竟自动开了。

　　茶役定睛一看，房内哪有什么人影？闵、包俩人闻讯，二话不说一前一后直奔内堂。

　　只见房间里一切如常，连床上的卧具都保持着昨天入住前的样子，可见这对母子昨晚根本没在这个房间里过夜。

　　闵、包两个毕竟是特务，立刻询问茶役昨天许太太入住时携带了什么行李。

　　茶役摇头，说他昨天休息，没来上班，不清楚客人的情况，俩人揪着茶役去了账房间。

　　账房先生闻听这对母子昨晚没有在客房过夜，此刻连人带行李都不见了，顿时头大，赶紧禀报旅社老板莫老三。

　　莫老三是盗匪“长江兄弟”出身，杀人劫财的活儿没少干，后来金盆洗手，拜镇江、扬州一带颇有名气的“一江三天帮”金老大为师，若干年头儿下来，也成了江湖上蛮兜得转的主儿。

　　他听说在自己开的旅店里发生了这等事，当即破口大骂，只是谁也无法分辨骂的是什么人。

　　闵姓特务说道:

　　“老板，你光是骂人也不解决问题，眼下要紧的是把人找到，你看是不是报警啊？”

　　莫老三说:

　　“您二位是外埠来的吧？没听说我莫某是何许人物？‘荣大’遇到事就报警，那我这旅社还怎么开？我莫老三还怎么在场面上混？”

　　包姓特务问道:

　　“那你说怎么办”

　　莫老三说:

　　“放心！人少不了，行李也不会丢。这事我见多了，兴许这位许太太玩了一招‘月下私会后花园’，跟哪个小白脸私奔了……”

　　可是，闵、包两位特务哪听得了这个？莫老三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顿老拳。

　　包某随即亮出家伙，喝令老板账房伙计一概不得离开，闵某出门去附近找了家有电话机的商号，拨打南京长途，向许崇杰报告情况，询问是否立刻报警。

　　许闻言震惊:

　　“你们先待着别动，我这就给镇江打电话！”

　　许崇杰在南京“21号”当特务科长，自有一份牛劲儿，他把电话打到县警察所，开口便是:

　　“我是南京‘21号’，叫你们所长接电话!”

　　他不知道，镇江的伪警察跟当地特工总部“94号”素来不睦，而且所长胡春潮是留日警务专业出身，跟驻镇江的侵华日军头目有同窗之谊，凡事根本不买账，饬令下属遇到“特”字号的一律“秉公行事，不得徇私”。

　　如此一来，接听电话的这位秘书打起了官腔:

　　“请问你是哪位有何贵干”

　　许崇杰的老婆儿子失踪，急得连跳长江的心都有，哪有心情跟他闲扯，赶忙说道:

　　“我要报急案，我的……”

　　这位秘书不等他说完，立刻打断:

　　“我们这里是县所，不直接受理报案。根据规定，你要先找案发地的派驻所。”

　　言毕，直接就把电话挂了。许崇杰火冒三丈，当即致电“94号”一位掌管行动的把兄弟蒋股长，让他“给警察所一点儿颜色看看”。

　　图片来自网络

　　长期以来，蒋股长跟警察所积怨甚深，经常发生纠纷，他本想借机带人去警察所搞个打砸什么的，但又顾忌在那里办公的日本顾问惹不起。

　　于是退而求其次，去砸那家出事的“荣大旅社”。当下，他带了七八个下属，荷枪实弹而去，二话不说进门就砸。

　　莫老三虽有帮会背景，但“94”他根本惹不起，瞅个机会直奔后门逃之夭夭。

　　汉奸蒋股长领着几个爪牙把“荣大旅社”从外堂砸到内堂，从账房砸到伙房，唯独没动昨晚许秋琴母子俩入住的那个客房。

　　毕竟他知道要保护现场，这事再怎么弄得乱七八糟，最后刑警总是要到场来勘查，不但不砸，还搬了把椅子坐在房间门口，免得他们一离开，谁再趁机把现场给破坏掉。

　　一会儿，刑警果然来了，就是“丹徒县警察所”侦缉队第三探组以组长邢开先为首的那四位。

　　许崇杰给“94号”蒋股长打过电话，寻思这只是出口气，案子还得抓紧时间调查，得把老婆儿子给救回来！

　　况且，此事涉及他投奔中共的重大机密，谁知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万一露了马脚，别说老婆孩子，自己的小命也难保。

　　想来想去，还是直接搬出日本人吧，如果自己还藏着掖着，难保不备引起怀疑。

　　于是，他求见长驻南京“21”号的顾问小畑少尉，一说情由，小畑随即把电话打到镇江，警察大队遂指派第三探组侦办该案。

　　根据陶庸君查阅的这份卷宗看来，第三探组把这桩惊动了“太君”的案子蛮当回事，现场勘查非常细致。

　　那个年代的刑警，无论技术手段还是勘查设备，其简陋可以想见。但是，他们还是获取了除许秋琴母子以外另一个男子的足迹和指纹。

　　看到这里，陶庸君感觉有点儿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自己留在客房里的痕迹？

　　再往下，他看了第三探组刑警询问旅社账房先生和茶役的笔录才弄明白，“荣大旅社”有个规矩，晚饭后茶役进入旅客房间送开水、铺床时，要清扫一遍地面。所以，他的足迹料想是给茶役扫掉了。

　　而且，陶庸君记得，十二年前执行那桩护送使命时，担心天气晴雨不定，他特意选了一双刚从永安公司买的球鞋。

　　而卷宗里现场照片上的鞋印，却是半新的打了橡胶车胎掌的布鞋，脚码也比他大了两号。

　　结合同时从现场提取的那个男子的指纹，第三探组刑警判断这是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七五的男子，还有一双孔武有力的大手。

　　江南河道老照片

　　“荣大旅社”后面有一条小河，许秋琴母子所住房间的窗口正对河面，窗台上有干了的水渍。

　　刑警据此分析，嫌犯驾驶小船停在许秋琴母子入住客房的窗下，手中拎着竹篮或网兜，里面盛装着某种犹在滴水的物品，先是在外面跟许秋琴隔窗说话，然后由其打开后门，放其入内。

　　时值仲秋，刑警认为竹篮里装的应该是新鲜菱角、鸡头米(即芡实)之类。

　　这个季节，江南地区日夜都有人叫卖此类时鲜，估计许秋琴晚饭后闲着无事，听见窗外河上有人叫卖菱角、鸡头米，就开窗询问，看过商品，觉得质量价格均能接受，遂决定购买。

　　可是，这种交易隔着窗户就能进行，她怎么会贸然把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放进来呢？

　　这个疑问，是陶庸君在阅卷时提出的，卷宗里并未见到那四个刑警对此有什么说法。

　　有句话叫做“别跟陌生人说话”，这是坊间民众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经验。可是，许秋琴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她不但跟陌生人说了话，还打开临河的后门让人家进来。

　　联想到她此次出行的背景——地下党和“76号”之间的博弈，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当然，这是十二年后陶庸君阅卷时的疑惑，第三探组的刑警是想不到的。

　　往下发生了什么，可想而知:

　　嫌犯进屋后，即把许秋琴逼住，命其提了那口皮箱，带上孩子一起从后门离开，上了他那条小船。

　　这一去，母子俩就再也没了音信。

　　承办该案的汪伪“丹徒县警察所”警察大队侦缉队第三探组定下了两个调查方向:

　　一是了解许秋琴那口小皮箱里装着什么东西，对赃物进行布控;

　　二是请相邻的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警务机构协助，对当地烟花行院、孤儿院和拐卖妇幼人口的犯罪团伙，进行调查。

　　这两条措施的用意非常明显:

　　他们认为，这是一起见财起意的抢劫案件，案犯胆大心黑，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不但把皮箱内的财物搜刮一空，还本着“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把这对母子一并掳走，卖给烟花行院和需要领养男童的大户人家。

　　作为情报人员，陶庸君的思路跟刑事侦查有区别，但这两个行当也有相通之处，既然陶庸君能够跻身赫赫有名的“华东八室”，如果让他改行当刑警，料想也是业内精英。

　　陶庸君认为:

　　卷宗上体现出来的第三探组四个刑警的案情分析以及侦查路数，颇为专业，照此调查下去，应该能摸到些线索。

　　可让陶庸君感到意外的是，这份刑事卷宗上的内容到此为止，往下调查没有下文……

　　本文标题：“华东八室”——513国民党特务案（3）别给陌生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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