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奥唐奈（Michael O’Donnell）

　　《大西洋月刊》2026 年 2 月 10 日

　　20 世纪 70 年代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与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身旁环绕着《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星球大战》（Star Wars）和《大白鲨》（Jaws）的片场画面。插图：本科瑟（Ben Kothe）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总爱讲一个故事，道尽 20 世纪 70 年代好莱坞艺术与商业的角力：1973 年 1 月，年轻导演乔治卢卡斯为其执导的、讲述改装车与 60 年代青年故事的《美国风情画》（American Graffiti）举办试映会。旧金山北角剧院内坐满数百名热情影迷，环球影业高管内德塔南（Ned Tanen）也到场审阅制片厂要求的修改内容。观众对影片赞不绝口，塔南却嗤之以鼻。他在剧院里对卢卡斯说：“这部片子就是场灾难，乔治，我对你太失望了。” 卢卡斯的好友、本片制片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当场怒斥塔南，让他跪下来感谢卢卡斯，还激动地掏出口袋里的支票簿，当场提出买下影片的版权。

　　这段轶事被保罗费舍尔（Paul Fischer）写进了其佳作《好莱坞最后的王者》（The Last Kings of Hollywood），精准概括了科波拉、卢卡斯与斯皮尔伯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科波拉用夸张的姿态为挚友据理力争（塔南最终拒绝出售版权）；卢卡斯对任何修改意见都十分抵触，这也成为他日后颠覆制片厂体系的标志性特点；而斯皮尔伯格彼时甚至不在场，他得以置身事外，毫无顾虑地讲述这个故事。与躁动的两位好友不同，他学会了在好莱坞体系内做事，而非试图摧毁它。

　　20 世纪 70 年代是电影行业的关键转折点，导演作者论兴起，好莱坞大片时代也随之到来 —— 有时这两种特质会融合在同一部充满张力的影片中。1976 年的某一时刻，科波拉正在拍摄《现代启示录》，卢卡斯执导《星球大战》，斯皮尔伯格则在创作《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三人的创作轨迹交汇，成就了艺术勇气与商业潜力的完美重叠。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互换了各自两部影片的利润分成，实则是彼此为对方的成功投资。这一时期被称为 “新好莱坞时代”，紧随制片厂体系崩塌而来，他们的同代导演都在忙着创作更具先锋性的作品：同年，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完成《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布赖恩德帕尔马（Brian De Palma）推出《魔女嘉莉》（Carrie）。但正如费舍尔在《好莱坞最后的王者》中所言，科波拉、卢卡斯与斯皮尔伯格这三人值得单独研究。尽管这一时期早已被各类书籍和纪录片详尽解读，费舍尔仍从中提炼出了全新的观点：他并未歌颂独行者的成功，也未缅怀那个独一无二的逝去年代，而是向读者展现了协作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好莱坞最后的王者—— 科波拉、卢卡斯、斯皮尔伯格与美国电影灵魂的争夺战

　　作者：保罗费舍尔

　　在那个男性抱团成风的时代，这三位导演身处一个男性小圈子，他们不仅拥有旺盛的创作力和票房号召力，更建立起了能激发艺术灵感的深厚情谊。他们相互点评作品，激励彼此精进，也曾激烈争吵，而后又轻易和解，在经济和精神上相互扶持。他们为如今的电影人树立了令人钦佩的榜样。当下的好莱坞正试图回归制片厂时代—— 那个导演并非手握大权的艺术家，而只是受雇的工匠：由制片厂和制片人聘请，只需确保演员走位准确、拍摄如期完成。想想那些轮番执导漫威、《碟中谍》、《哈利波特》和 007 系列单部影片的导演们，更不用说在知名主创主导的时代，大批为电视剧打工的导演。费舍尔为读者描绘了另一种可能：如果制片厂不愿推动导演创作优秀的原创影片，那么同行之间的竞争与鼓励或许能做到。

　　如今一些顶尖的电影人早已深谙此道。墨西哥影坛的“三剑客”—— 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和亚利桑德罗G伊纳里图（Alejandro G. Iárritu）—— 已是数十年的好友，他们直言不讳地交换意见，还在镜头调度和剪辑上展开合作。2019 年，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在导演工会的播客节目中采访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时，对好友作品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而塔伦蒂诺则称安德森是 “友善的竞争者”，他说：“我的《无耻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能达到如此高度，部分原因是保罗几年前拍出了《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更用心创作。” 但这样的关系远不止相互赞美。塔伦蒂诺近期批评保罗达诺（Paul Dano）在《血色将至》中的表演，此举或许不够绅士，却也是极具建设性的意见：选角至关重要。

　　如今，这种良性竞争尤为重要。华纳兄弟正面临被网飞或派拉蒙收购的危机，影院观众不断被流媒体分流，系列 IP 作品更是持续拉低观众的审美水平。从行业结构和商业角度来看，创作大胆、原创的故事已缺乏足够的动力。但艺术层面的驱动力仍充满希望：超越才华横溢的好友。这种创作竞争跨越媒介，由来已久。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将《白鲸记》（Moby-Dick）献给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以表达我对其天赋的敬佩”；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听完沙滩男孩的《宠物之声》（Pet Sounds）后，灵感迸发创作出《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斯皮尔伯格看完《教父》（The Godfather）后，曾担心自己永远无法拍出如此佳作，而后却成为他那一代最负盛名的美国导演。

　　在描述这三位核心导演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崛起之路时，费舍尔将科波拉定位为卢卡斯的 “大哥”，而卢卡斯则是斯皮尔伯格的 “大哥”。这一定位部分源于他们的年龄差距，更多则与性格相关。科波拉如同坐镇主位的巨人，无畏却也有些莽撞，像一个充满魅力的 “问题人物”，他对细节毫不在意，却对艺术全身心投入；卢卡斯留着整齐的胡须，常穿格子衬衫，性格腼腆却坚信自己的理念，更注重宏大的创意而非具体的执行；斯皮尔伯格年轻、腼腆却友善，内心藏着伤痕，他是天赋异禀的多面手，能从每个镜头中挖掘出闪光点。上世纪 60 年代末，科波拉给了卢卡斯第一份工作，让他担任自己的助理。后来，两人接到了斯皮尔伯格的陌生来电，他询问能否登门交流创作。彼时的斯皮尔伯格对卢卡斯心怀敬畏，而卢卡斯则对斯皮尔伯格深感钦佩 ——22 岁的斯皮尔伯格彼时已拥有多部电视剧的执导经历。

　　《好莱坞最后的王者》用大量篇幅讲述了这三位导演在 70 年代中期，如何将三部险些夭折的影片打造成跨时代的经典。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和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其拍摄过程的混乱早已闻名遐迩。《现代启示录》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拍摄了数月，进度一拖再拖；《大白鲨》中的鲨鱼道具频频失灵；卢卡斯甚至与剧组工作人员关系紧张。三人的影片不仅超支，还屡次延期，却最终都成为了不朽的经典。费舍尔巧妙地将三个故事交织在一起，将其置于充满创作激情与疯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每位导演都以自己的方式面对成功：科波拉和卢卡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走出好莱坞，前往北加州，分别专注于自己的公司 —— 美国西洋镜公司（American Zoetrope）和卢卡斯影业（Lucasfilm）；斯皮尔伯格则选择留在好莱坞，在接受大型制片厂约束的同时，从未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

　　这些好友之间的裂痕—— 尤其是卢卡斯和科波拉之间 —— 曾十分严重。《美国风情画》大获成功后，卢卡斯拒绝按照合同约定与科波拉分享利润，此后两人又因多个项目产生争执。《现代启示录》最初定由卢卡斯执导，但科波拉在拍完《教父 2》（The Godfather: Part II）后急需新的创作，且更希望拍摄原创剧本，而非改编作品。科波拉拥有约翰米利厄斯（John Milius）为《现代启示录》创作的剧本，他告诉卢卡斯自己可能会亲自执导这部影片 —— 费舍尔写道，“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接手影片给卢卡斯带来的伤害”。但两人也有深度的合作：《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虽是卢卡斯的创意，却由斯皮尔伯格执导了该系列的前四部。1977 年，两人在夏威夷度假时，一同构思出了该系列的第一部《法柜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当派拉蒙影业试图以更换导演为条件达成合作时，“乔治回应称，他只认定史蒂文执导”。

　　《好莱坞最后的王者》中鲜有独家爆料，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尤其是对卢卡斯的解读。费舍尔在制片人加里库尔茨（Gary Kurtz）的文件中发现了《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的合同，文件显示，卢卡斯要求获得影片利润的超高分成：利润在 2000 万美元以内，提成 52.5%；2000 万至 1 亿美元之间，提成 72.5%；超过 1 亿美元的部分，提成 77.5%—— 且为永久分成。卢卡斯对收益的极度看重，让他成为了书中批评最严厉的人物：费舍尔将其刻画成一个从叛逆者沦为投机者的形象。“他曾是将影片质量和艺术完整性置于首位的年轻导演，” 费舍尔写道，“如今却陷入了他和弗朗西斯曾鄙夷的电影高管的思维模式。” 费舍尔直言，卢卡斯拍摄《绝地归来》（Return of the Jedi）只是为了赚钱，以扩张自己的影视帝国，“影片的票房底线，已和银幕上的影片质量一样，成为他最关心的事”。但卢卡斯的初衷是摆脱好莱坞的束缚，而打造新的影视体系耗资巨大，财富意味着创作的自由。

　　艺术与金钱一样，有时会凌驾于友谊之上—— 但有时却是好事。科波拉执意接手《现代启示录》的执导权，无疑让这部影片变得更加出色。很难想象卢卡斯执导的版本会是什么样子：满眼特效而非实景拍摄，台词生硬呆板，戏剧冲突也大打折扣。科波拉将影片推向了极致的疯狂，拍摄过程几乎让他丧命，更不用说主演马丁辛（Martin Sheen）。但正是这份疯狂，或是因这份疯狂，科波拉成功捕捉到了越南战争那如幻似真的疯狂，以及这场战争的暴力与虚无。

　　70 年代的导演们，给出的创作反馈往往十分犀利。卢卡斯曾为一众导演放映《星球大战》的初剪版，斯皮尔伯格表示支持，而布赖恩德帕尔马则提出了尖锐却最终无价的建议。他觉得这部太空歌剧的叙事过于晦涩，建议借鉴老版《飞侠哥顿》（Flash Gordon），加入开场滚动字幕，让观众快速了解故事背景。“好莱坞体系的问题在于，你得不到真实的反馈，” 德帕尔马对费舍尔说，“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可贵之处，就是彼此坦诚相待。” 卢卡斯采纳了这个建议，如今已成经典的影片开场字幕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 既为观众搭建了故事框架，又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何卢卡斯愿意接受德帕尔马的建议，却对制片厂的意见嗤之以鼻？因为同行导演的建议，目的是让影片变得更好，而非仅仅更易卖座。今年，导演赵婷（Chloé Zhao）分享了好友、《罪人》（Sinners）导演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看完她的新作《哈姆内特》（Hamnet）后的评价。库格勒对赵婷说，这是她第一部真正展现自我的作品，“你之前的影片都很美，但你总在隐藏自己，而这部作品，我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你”。这不仅是一句美好的赞美，更是一种含蓄的挑战：你已经迈出了一步，继续向前吧。库格勒并非只是提出意见，更是在表达自己受到的启发。一位同行兼竞争者的杰出作品打动了他，而这或许也会让他的下一部作品更上一层楼。

　　费舍尔为本书取名《好莱坞最后的王者》，暗示着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 那个少数导演手握宏大愿景，且拥有与之匹配的野心，得以放手一搏的时代。这一说法大体无误：制片厂的冒险意愿持续降低，续集和重启作品比原创影片更受青睐，那些拍摄过程失控、在灾难边缘徘徊的影片，或许也已成为历史。但从近期的影片中，如《罪徒》和安德森的《接连的战役》（One Battle After Another），我们能看到科波拉、卢卡斯与斯皮尔伯格的创作精神仍在延续。或许，70 年代的这份电影人情谊并非尘封的遗迹，而是值得传承的典范。

　　插图来源：银幕档案图库 / 盖蒂图片社、法新社 / 盖蒂图片社、埃弗雷特影像资料馆、德克霍尔斯特德 / 盖蒂图片社、格雷厄姆莫里斯 /《伦敦标准晚报》/ 盖蒂图片社

　　作者 迈克尔奥唐奈

　　迈克尔奥唐奈是一名影评人，著有《烈火之上》（Above the Fire），其新作小说《黑色音乐会》（Concert Black）将于 2026 年 4 月出版。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books/2026/02/the-real-secret-to-a-filmmakers-success/685934/taid=698bd81ce7fa3c0001302938&utm_campaign=the-atlantic&utm_content=edit-promo&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

　　本文标题：《大西洋月卡》-斯皮尔伯格、卢卡斯与科波拉的成功之道

　　本文链接：http://www.gzlysc.com/yingshi/309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