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到任后的第一个周末，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换了身半旧的夹克，蹬上布鞋，去了县城最老、最杂的南街口。那里自发形成了个零工市场，也是各种边缘人聚集的地方。我本想看看最真实的民生。阳光刺眼，尘土味混着汗味。就在一堆蹲着等活计的民工旁边，我看到一个缩在墙根阴影里的人，面前放了个破搪瓷缸子，头发蓬乱，盖住了半边脸。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周大勇，我高中三年的同桌，睡我上铺的兄弟。

　　他当年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身板壮得像小牛犊，一百米跑起来跟一阵风似的，笑起来嗓门震天。高考他落了榜，我去了省城读书，最初还通了几封信，他说在老家跟人学开车，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这一断，就是二十年。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种地方，以这种方式重逢。

　　我蹲下身，往他那缸子里放了十块钱。硬币落缸，“当啷”一声。他条件反射似的含混说了句“谢谢”，头埋得更低。我没走，就蹲在那儿，摸出烟，自己点了一根，又递了一根过去。“兄弟，抽一根？”

　　他迟疑了一下，慢慢抬起手。那只手，黑、瘦，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垢，手背上还有道狰狞的旧疤。他接过烟，我给他点上。他深吸一口，烟雾升起，那张抬起的脸在烟雾后清晰起来——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皮肤粗糙黝黑，只有那鼻梁的轮廓和紧抿的嘴角，还依稀能找到当年那个莽撞少年的影子。他也看清了我，夹着烟的手指猛地一抖，烟灰簌簌落下。他瞳孔骤然收缩，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扭过头，把脸死死埋进臂弯里，肩膀开始无法抑制地剧烈抖动。

　　“大勇，”我压低声音，叫他的名字，“是我，陈建国。”

　　他不动，也不吭声，只有肩膀抖得更厉害。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声音放得更缓，“跟我走。”

　　他还是不动。我伸手去拉他胳膊，触手硬邦邦的，全是骨头。他没怎么抗拒，或者说，已经失去了抗拒的力气。我把他拉起来，他几乎站不稳，那件辨不出颜色的外套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我半扶半架着他，离开了那个墙根。周围等活的人好奇地看着，但没人出声。阳光下，他走得很慢，步履蹒跚，一直不肯抬头。

　　我没带他回县委宿舍，直接去了办公室。周末楼里很静。我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双手捧着杯子，不停地哆嗦，热水洒出来一些，烫红了手背，他也没感觉。他一直低着头，看着自己裂了口子的旧胶鞋鞋尖。

　　“大勇，怎么回事？” 我在他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家里出啥事了？叔和婶儿呢？”

　　过了好半天，他才从喉咙里挤出一点嘶哑的声音，像是锈住了：“都没了……爹是矿上……娘是熬病的……” 他断断续续，语无伦次。我拼凑出一个大概：他落榜后学了开车，开始给私人跑运输，挣了点钱，娶了媳妇。后来贷款买了辆二手卡车，想自己干。偏偏碰上严查超载，罚得狠，又遇到黑心货主跑了运费，车贷还不上，车被银行收走了。媳妇跟他离了，带着孩子走了。他想翻身，跟人去邻省的小煤窑下井，干了两年，钱没挣多少，肺却坏了，咳嗽，没力气，再也干不了重活。回到县里，举目无亲，身体垮了，工作找不到，积蓄耗尽，最后流落街头。

　　“我没偷……没抢……”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有种濒临崩溃的激动，“我就是……就是挣不到一口饭钱了！我不是天生要饭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连忙安抚他，“你别急，慢慢说。”

　　他喘着粗气，又慢慢萎顿下去，变回那个缩在阴影里的影子。“建国……不，陈书记，”他扯了扯嘴角，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让你看笑话了。我真没想到……你会到这里来，还成了……这么大的官。”

　　“屁话！”我打断他，“咱们之间，不说这个。”

　　我叫秘书小刘去食堂打了份热乎饭菜进来，两荤一素，一大碗米饭。饭菜端到他面前，他盯着看了几秒，喉结剧烈滚动，然后才拿起筷子，开始吃。一开始还克制着，后来就越吃越快，几乎是用扒的，米饭和菜胡乱塞进嘴里，咀嚼的声音很大，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进饭碗里，他也不擦，就这么混着泪水往下咽。

　　我心里堵得厉害，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二十年前，我们躺在学校操场的草地上，望着天，他跟我说，以后要买辆最大的卡车，跑遍全中国。我笑他志向不远大，他说，能把眼前的路跑明白就不错了。

　　等他吃完，情绪稍微平复，我才重新坐下。“大勇，身体是第一位的。我先安排你去县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肺上的毛病，得系统治。费用你别操心。”

　　他猛地摇头：“不，不行，我不能用你的……”

　　“这不是用我的，”我按住他的话头，“县里有政策，对于特殊困难群众，有医疗救助。你这种情况，完全符合。” 这并非虚言，只是以往下面执行得如何，我正想了解。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嘴唇翕动，最终没再反对。

　　“等身体调养好些，”我继续说，“工作的事，咱们慢慢想办法。你有开车的底子，虽然现在不能开大车了，但县里公交公司、机关车队，也许有适合的岗位，需要人调度、看车、或者做点简单的维修保养。再不济，我看看能不能在公益岗位上安排一下，总要有个稳定的收入，能吃上饭，住上房子。”

　　我说的是“看看”、“想办法”，没有大包大揽的承诺。但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职位，只要真心过问，给他找条能走得通的路，并不算太难。难的是，如何不伤害他那点已经摇摇欲坠的自尊，如何让他真正站起来，而不是仅仅被我“扶起来”。

　　他听着，眼神从最初的死寂，慢慢有了一点极其微弱的、怯生生的光。那光，看得我心里发酸。

　　“建国……”他又叫了我名字，这次自然了些，“我……我给你丢人了。”

　　“胡扯！”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瘦骨嶙峋的肩膀，“老同学落难，我碰上了，能不管？当年你帮我打饭、替我挨罚站的情分，我可都记着。”

　　他低下头，用手背用力抹了下眼睛。

　　那天，我让司机悄悄把他送到了县里一个条件还不错的招待所暂时安顿下来，嘱托经理照顾一下，说是我的远房亲戚。后续检查和工作联系，我让信得过的工作人员去对接，特意叮嘱，方式要妥当，别声张。

　　之后几天，我照常开会、调研、处理公务。只是在夜深人静，批阅文件间隙，会不自觉地想起南街口那个墙根，想起周大勇颤抖的手和掉进饭碗的眼泪。我想的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还有多少像他一样，被生活的重锤击倒，悄无声息地滑落到边缘的“周大勇”？

　　一周后，我正在办公室看卫生局送来的医疗救助情况报告，秘书小刘敲门进来，低声说：“书记，周大勇同志来了，说想见您，当面道个谢。”

　　“让他进来。”

　　门开了，周大勇走了进来。他换了身干净的旧衣服，头发理短了，脸也洗干净了，虽然依旧消瘦憔悴，但精神明显好了很多，背挺直了一些。手里还提着一个旧的、但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建国……书记，”他站在那儿，还是有些拘谨。

　　“坐，大勇。”我绕过办公桌，指了指沙发，“检查结果怎么样？”

　　“医生说……是尘肺，早期，还能控制，开了药，让定期复查。”他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握在一起，“住院的钱，还有药费……都按政策减免了，我自己没花什么。工作……李主任也帮我问了，说公交公司那边有个车辆夜间看守的岗位，问我愿不愿意去，有宿舍，就是得熬夜。”

　　“你觉得呢？”

　　“我愿意！”他立刻说，声音有了点力气，“我能干！不就是晚上看着车嘛，没问题！有地方住，有工资拿，比……比什么都强。”他顿了顿，从那个旧帆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放在茶几上，推到我面前。“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我爹……以前在矿上得的奖章，就这一个像样的东西，我一直留着。”他声音有点哽咽，“我知道你现在啥也不缺，这个也不值钱……就是个念想。你的大恩，我记心里了。这工作，我指定好好干，绝不给你脸上抹黑。”

　　报纸包得方方正正。我没拆开，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东西我收下，”我看着他的眼睛，“但大勇，你记住，你不是在为我干，是为你自己，为以后的日子。好好治病，好好工作，把日子重新过起来，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他重重地点头，眼圈又红了，但这次，眼神里多了些实实在在的、叫做希望的东西。

　　他离开时，步伐比来时稳了不少。我站在窗前，看着他走出县委大院，消失在街角。手里那块包着奖章的报纸，边缘有些磨损，透着岁月的痕迹。

　　我坐回椅子，把那份医疗救助报告重新翻开，拿起红笔，在几个关于“主动发现机制”和“就业帮扶衔接”的条款下面，用力划上了重重的横线。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办公桌上，明亮而温暖。

　　本文标题：我调任县委书记，微服私访发现老同学在要饭，我把他请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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