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陪领导去谈合作，对方是个女老板，姓沈，五十出头，短发，没戴首饰，说话声音很低。会议室空调开得冷，她穿着件灰毛衣，袖口有点起球，不像身价过亿的人。

　　项目谈完，双方站起来握手。领导示意我递资料，我侧身从包里往外抽，顺嘴对同事说了句：“莫急，慢点来。”

　　老家话。宜宾下面一个县，撤了二十多年了，地图上找不着。我平时不说，那天不知怎么就秃噜出来了。

　　沈总的手顿在半空。

　　她看着我，眼神突然变了。不是刚才那种客气疏离的笑，是直的、深的，像一眼看到井底。

　　你再说一遍。

　　我愣了一下，又说了一遍。

　　她问：你是宜宾人？

　　我说是。

　　哪个镇？

　　我说了个名字。

　　她嘴唇动了动，半天没出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站着，没人敢坐。领导干咳一声，想说句场面话，她抬手止住。

　　她问我：你妈叫啥。

　　我说了。

　　她身子晃了一下。

　　旁边助理赶紧扶，她摆摆手，撑住桌沿，低头站了很久。再抬头时，眼眶红了，但没哭。她从不是那种在人前哭的人。

　　她说：我找了你妈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前，她七岁，妹妹三岁。那年在镇上赶集，人多，挤散了。妹妹穿一件红花袄子，扎两个小揪揪，手里攥着根没吃完的麻糖。她拉着妹妹的手，挤散了。她被人流卷到街这头，妹妹在那头。她喊，人太多，喊不出声。

　　她再也没见过妹妹。

　　后来她随父母迁去东北，又去深圳，又出国。父母临终前都念叨，找不到了，那年月，丢了就是丢了。但她一直在找。登过报，上过电视，托人回宜宾打听过无数次。镇子拆了，老户搬了，街坊死的死、走的走，没一点音讯。

　　她办公室抽屉里锁着一张黑白照片，母女三人，妹妹脸糊了，只看得见那件花袄子。

　　她说：你妈小时候爱吃麻糖，门牙让麻糖粘掉一颗，一笑有个豁口。

　　我说：我妈现在牙是假的。六十岁那年镶的全口。

　　她问：她过得好不好。

　　我说：好。我爸老实，一辈子没让她受过气。我们仨孩子都成人了，我妈现在在县城带孙子，跳广场舞，跟一帮老太太去贵州看黄果树瀑布。

　　她点点头，没再问了。

　　沉默了很久，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所有人。

　　窗玻璃映出她的侧脸，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快，像怕被人看见。

　　助理在身后小声道：沈总，下午还有董事会。

　　她说：推了。

　　那天下午她让我把母亲的照片找出来。我翻遍手机，只有一张过年时拍的，我妈围着围裙在厨房炸酥肉，油锅腾起白汽，她抬头对镜头笑，豁口已经看不出了。沈总捧着手机看了很久，放大，缩小，再放大。没说话，把照片传给自己。

　　一周后她去了宜宾。没让我陪，自己找去的。两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见面的场景我没见着，我妈事后打电话来，声音哑得说不出整句，只说：你姨妈给我买了一兜麻糖，我咬不动了。

　　她回来以后改了遗嘱。我没问，是她助理漏出来的。财产里划出一份，写着“胞妹”，数额我不好奇，只知道我妈现在跳广场舞的音响，是深圳寄来的，牌子不认识，音响店老板说，这玩意儿三万八。

　　我妈不知道三万八，她以为是外甥女随便买的。逢人就说：我姐家孩子出息，不忘本。

　　前阵子我去沈总公司办事，顺道给她送了罐我妈腌的大头菜。她接过去，当场打开，拿筷子夹一块搁嘴里，嚼了很久。

　　她说：是这个味。

　　窗外是国贸三期，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晃得人睁不开眼。她坐在十二万的办公椅里，穿着那件袖口起球的灰毛衣，把一罐十块钱的大头菜捧在膝盖上，一筷子一筷子，吃了半罐。

　　我走的时候她送到电梯口。门快关上时，她忽然说：跟你妈说，下个月我回去看她。

　　电梯门合上了。

　　我没来得及问，她说的“回去”，是回哪儿。

　　本文标题：我不经意说了句家乡话，身价过亿的女总：你妈是不是我失散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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