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清流》:她出现了

我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早被安排好的。只是——谁安排的,我们全然不知。
1961年春天4月份吧,我正准备参加中央美院的初考,那天我从塘沽回到天津,晚饭后,开门走出二楼楼门去拿点东西,忽然从楼下跑上一个人来,脚步极轻快,我扭头一看,幽暗的楼梯拐角处出现一张非常好看、柔和又快活的女孩子的脸,一双大眼睛闪闪发亮,从来没人叫我眼前有“忽然一亮”的感觉。没等我说,她就说:“这儿是姓冯吗?”她的声音清脆。
我有点蒙,只是“嗯、嗯……”便张口结舌。
忽然母亲从身后应声出来。母亲对这女孩子说:“啊,你来了。”然后给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冯骥才。她是顾同昭,我请来的。她会告诉你美院怎么考。”
她冲我笑着说:“这么高啊!”她笑得快乐、放松、明亮。
我们一同进了我的房间。
原来几天前母亲去滨江道小剧场看越剧,碰到了同昭的二姨。那时来天津求发展的浙江人多了,越剧是浙江人酷爱的地方戏,便渐渐在天津红起来,天津本地也成立了越剧团。我老家宁波嵊县是越剧的故乡,更是要看。她二姨虽然不是浙江人,却是个铁杆的越剧迷。那天她二姨带着她去小剧场看越剧,遇到了我母亲,交谈中母亲听说她是学画的,去年还考过中央美院,便说:“我儿子今年考美院,正不知怎么考、考些什么呢,能问问你吗?”她听了很爽快地说:“可以啊,您告诉我地址,哪天我去您家里说。”母亲很高兴,给她地址,没想到她今天就来了。可是如果那天我没从塘沽回来呢,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和她认识。所以我说人命运中的大事全是早安排好的。
她挺热情,主动告诉我考些什么,素描画什么,考试卷都是哪类问题,还说考试临到最后一定要画一张命题画,命题画考些什么?她说得挺细,尽其所知全说了。许多一直盘踞我脑袋里的问题,不等我问也全告诉我了。她似乎很喜欢笑,喜欢说好玩的事,而且说完自己先笑,她说和她一起去北京考试的有一个男孩姓岳,家住常德道,耀华中学知名的美术教师李文珍先生的学生。李先生很厉害,他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上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这位姓岳的男孩报考设计专业,命题画是设计一个壁灯。她说这男孩设计得特别好玩。他设计的壁灯居然是一个王八。趴在墙壁上,头顶着灯泡,四个脚上各有一个孔,是往墙上固定的钉子孔,尾巴是个开关。她说这个尾巴向一边翘着,特别有神气,说完她哈哈笑起来。我也觉得这设计很棒,很逗,也笑起来。这一笑,刚才那种拘束立刻没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她——她短发素颜,没有任何装饰,简简单单一件合身的“学生蓝”罩褂,干净利落,只在胸前别着一枚五瓣花形的亮丽的小牌牌。我认出来,这是当时正在火热进行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的纪念章。然而,这种朴素的装束是不是更衬托了她清纯的本色和气质?
那时,我根本不会去认识一个女孩的气质、审美。在见到她之前,我对异性从来没有感觉。我在高中,虽是男女合班,我却本能地与女生保持距离,一直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小和尚。
可是今天我所有的感觉突然发生变化。我既想看她一眼,又怕她那美丽而透彻的目光直对着我。我想和她多一些话题,却不知说什么。她所认识的五大道上一些画画的老师和朋友,我都不认识,可是如果话茬接不上,无话可说,她就要告辞了。心里正没办法,母亲忽说:“你把你的画拿给她看看。”这句话救了我,我站起来一伸手便从两米高的大衣柜顶上拿下一卷画来。我这个动作,又惹得她笑。后来她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抬手就从柜顶把东西拿下来,她觉得有点奇怪,很好玩。她看我的画,不知是不是客气,称赞我的画好。她忽然指着一张画说:“这个画稿我也画过,你从哪来的这个画稿,你跟谁学画?”我说:“严先生,严六符。”她叫道:“我们是一个老师啊,我也跟严先生学画,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再一说,原来是我到塘沽上学后,她才去到严家学画,时间错开了,所以我们没碰见过。然而,同一个老师可就一下子把我们拉在一起了。说起学画,说起画,说起严老师,就有无数话题了。真要是这么无拘无束地聊下去,就会愈聊愈多,愈有兴趣,愈快活。不知道那天聊到几点钟,反正她走的时候已经挺晚了。母亲叫我送她下楼,临到她推车要走时,我有一种想和她再见面的想法,但不知怎么开口,她却说:“我家在睦南道五十八号,你再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听到她这句话我无比欢欣。我看着她骑上自行车一直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
待我回到房间,感觉房间是空的,若有所失。桌上只有一只透明的干净透彻的玻璃杯,杯里半杯清水,我拿起杯子,灯光里可以见到杯口上留下她喝水的唇印,一条十分清晰又奇特的曲线,这是人生最美的一条曲线。不知我哪冒出来的一种极其浪漫的想法,我举起杯,把嘴唇对准杯口这唇印,一口把剩下的半杯水喝进身体里。从我的喉咙到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难道我把她喝进身体里去了?

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
那一年,天津报考中央美院的学生比较多,中央美院招生办决定在天津设立考场进行初试,初试通过后去北京复试。考场设在河北区天纬路的天津美院。考试那天上午,考生们先在一间又老又暗的大屋子里笔答考卷,考题不难,我都能答得上来。然后全体考生移师到另一间屋考素描。屋子正中放一张桌子,铺着一块蓝色的粗布,上边放高矮两个陶罐,一个玻璃水瓶,两个半熟的苹果一个梨,我在沈老师那里画过类似内容的素描,也不难,感觉画得还不错,但画完素描交卷时,扭头看见一个脸挺黑的考生还在画,他画得十分逼真和深入,登时叫我心里没根了。下午接着考,就是顾同昭说的命题画,题目很简单,一个字:夏。可是没想到这个“夏”字激起我的画意,叫我想到几年前暑假期间在门头沟写生时看到一条雄壮的瀑布,雪白汹涌的泉水让人充满激情,当地人说只有夏天万物蓬勃时才有这种景象。我就画了一幅《夏令营》,绿葱葱的山谷中的飞瀑流泉,一群夏令营的孩子在泉中嬉闹,我画得很动情。我的座位临窗,窗外聚着五六个天津美院的学生看我画画,主考的老师也几次走过来看。我是学山水画的,有基本功,他们肯定看得出来。考试结束后,主考的老师叫住我,问我跟谁学画、自己的志向等等,然后突然问我:“知道李可染老师吗?”我说:“当然,我特别崇拜他。”主考笑了,说:“今年李可染先生要成立工作室了。”他停一下接着说,“下个月要复试,你做好准备吧!”这句话等于告诉我初试通过了,难道当场就通过了?不是大有希望吗?
我跑出天津美院,飞快骑着车,要立即把这大好的消息告诉两个人,一是母亲,一是她。

她的家——睦南道58号
自从我与她相识,第二天就非常想见到她了。我在睦南道找到了她家的门,但不敢敲,怕被拒绝。回到塘沽后我忍不住写信给她,说我“对素描没有把握,守着一屋子石膏像望洋兴叹”。信寄出后,怕她不理我,心想这封信会不会把自己送上绝路?这时忽然收到她的回信。小小的自制的天蓝色的信封里边,放一张卡片,写着:“你回津时就来串门吧!”她真欢迎我去吗?天啊,我终于走进了她的家。
没用太长时间,我见到她已不是难事。主要因为我们聊得来,很多兴趣都相同,都爱艺术,都有悟性,艺术感觉相通,有时真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每次去她家聊天,总会产生一些新的共鸣。我俩都喜欢这种共鸣。
她家里的人员简单,母亲(孙以藻1915—1985)一直操持家庭,父亲(顾以伟1912—2006)淮安人,家在北京,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日本,回来后在仁立毛纺厂做一名高级职员。顾同昭是家中老大,下边是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还有一个母亲从老宅子带过来的男佣,五十来岁,姓王,专管买菜做饭和收拾房间。他家的住房会是人见人爱的那种,不很大,却舒朗又紧凑。这房子是她外祖父孙震方的产业,与大理道那所巨宅一样也是西班牙风格,一个极大的红色的坡顶下,只四个房间,两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餐厅,餐厅连着后边的厨房、用人房、储藏室、锅炉房和车房。房前一个大小适中、有花有树的花园。这是一个典型的五大道“小洋房”的配置。西班牙式的房子走廊都宽敞,屋子里有树影,走来走去很舒服。
她喜欢听我说话,无论说什么,或者讲故事。我喜欢她目光闪闪地听我讲故事时那种认真、专注、投入,这会使我讲得更加起劲。我还喜欢她笑,她笑得那么开心与单纯,她的笑能感染同屋的人,能赶走一切烦恼,致使我总去注意一些可笑的事然后告诉她。每次刚从她家出来,跟着就又想去找她了。一次,上午下午都去她家,到了晚上忍不住又去敲门,她一开门见是我,惊奇地说:“你怎么又来了!”跟着笑起来。她不反感我,有时她也去找我。
这样,就使我产生了一个担心,如果我真的考上美院,就要去北京上学,一个月最多回来一次,也就是说一个月才能见到她一次,这怎么行?我一急,给中央美院写了一封信,说我不想参加复试,我要退出。这封信没发出,叫我五妹发现了,告诉母亲,母亲骂我一顿,问我为什么忽然不想去美院。我说不出来。其实我家里人都明白,暗暗笑我。我把信当着母亲的面撕了,这一时的荒谬才过去。
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接到去美院复试的通知,后来听说复试已经结束,怎么会?那天那位主考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准备复试,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即便初试落选也应告诉我。再说塘沽一中也没接到我落选的通知啊。更大而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在等待美院消息的过程中,没有参加普通的高考。如果美院不要我,我只剩下一条出路——由户口所在地——塘沽分配工作,我就会永远留在塘沽了。母亲也急了,托人从北京打听到一个比较可靠的消息:我因家庭出身没有被录取。这时,我已切实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压力与冷峻,还有个人的无力与无奈。原来生活所有美好的事都有可能落空,而且不知什么时候落空。我们是没有力量改变生活的。其实这种感觉自从我离家去塘沽上学就隐隐约约有一些了。没想到,生活是不断地给人出难题的。
她也为我着急。我们一同着急,也一同无奈。
——本文节选自《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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