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

2025-11-29 发布在生活

　　北城壕的风，吹不散的委屈

　　一

　　1952年八月，黑龙江最北部的偏僻小镇还浸在残夏的余寒里，我降生在这个被风雪包裹的家。那时家里七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巴。母亲常对着空米缸叹气——父亲是个桥梁设计员，笔尖画得出坚固的桥墩，却撑不起一家七口的生计；母亲没有工作，整日围着瘫痪的爷爷、失明的奶奶和我们三个女儿打转；姐姐比我年长三岁，妹妹比我小五岁。而我打小就体弱多病，是家里最不让人省心的孩子。

　　奶奶的眼睛早就看不见了，她总在炕头摸索着我的手，一遍遍讲起两个姑姑的事。姑姑们都没活过到三十岁，因为没钱治病丢下儿女先后走了。奶奶哭了一场又一场，眼泪流干哭的两个眼睛失明。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爷爷在我记事起就是偏瘫，躺在床上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旁人照料，家里的重担像雪地里的冰壳，越积越厚。

　　直到八岁，母亲才让我上学。我穿着大伯家哥哥穿小的蓝色夹克。夹克的袖子和底边都磨烂了，刮的口子和线头在身上晃悠。父亲用剪子给我剪了个不男不女的短发，不长不短地贴在头皮上，活脱脱像个小男孩。因为母亲生不出男孩。家里对三个女孩不是很喜欢。1959年到1961年，正是全国挨饿的三年困难时期，镇子上的炊烟都比往年稀少，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都透着空荡。我们三个孩子的肚子经常发出鸣叫。

　　母亲带着妹妹去父亲单位的食堂帮厨，姐姐放学也得去食堂吃饭。因为我们的粮食关系都在食堂里，那个年头买啥都是发片票。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照顾爷爷和奶奶的担子，就落在了我这个八九岁的孩子身上。每天中午放学铃一响，我就像脱缰的野马往食堂跑，打回玉米饭再一路小跑回家。先喂爷爷吃饭，用勺子一点点往他嘴里送，再扶着奶奶摸索着碗筷，等两位老人吃完，还要收拾碗筷和爷爷的屎尿。用冻得通红的手擦洗炕席。忙完这一切，上课铃早就响过了，我只能一路气喘吁吁地往学校赶，迟到成了家常便饭。

　　班主任老师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每次我站在教室门口，她总是仰着头，用鼻子哼一声，手里的粉笔重重地戳在黑板上，碎末溅得四处都是。她狠狠瞪我一眼，那眼神像锥子，扎得我浑身发抖。我死死抓住夹克的烂衣角，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老师，也不敢看教室里的同学——他们的目光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窃笑声、议论声飘过来，“又是她迟到”“老师最讨厌她了”，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进心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心里难受极了。泪水留到嘴里苦涩苦涩的。

　　上间操的时候，麻烦又来了。体育老师看我留着短发，硬要把我推到男生队伍里。我红着脸一次次解释：“老师，我是女生！”可他总是皱着眉反问：“女生哪有剪这么短头发的？”我攥着衣角说不出话，只能在男生队伍里孤零零地站着，听着周围的哄笑声，脸颊烫得像火烧。我不敢大声反驳地嘟囔着我家没有男孩父母把我当男孩养着。

　　黑龙江的冬天来得早，冷得邪乎，吐口唾沫没等落地就冻成了冰疙瘩。教室里砌着一个红砖炉子，铁炉盖子上能烤点玉米、黄豆，这成了饿疯了的孩子们最稀罕的东西。上课的时候，总能听到同学们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有的同学趴在桌子上，用胳膊死死压住肚子，眼睛里都透着饥饿的光——我们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可肚子里总是空落落的，连半点油水都没有。

　　班里有三个淘小子，老师给他们起了外号：“一眨眼睛一个坏道”的王二，“蔫嘎咕懂坏”的王强，还有“害群之马”李磊。他们比我们大一两岁，长得壮实些，冬天从不上间操，留在教室里翻同学的书包。农村来的同学，会趁家长不注意，偷偷在书包里塞一把黄豆、几颗玉米，想趁课间烤着吃，或者放学路上饿了垫垫肚子；有的甚至偷生产队里喂马的豆饼，藏在书里。这三个淘小子就挨个翻书包，把这些“宝贝”全搜出来据为己有，同学们敢怒不敢言，怕说出来放学路上要挨一顿胖揍。

　　间操的铃声是工友用铁锤敲挂在树上的铁轨，“铛铛铛”的声音传遍整个校园。同学们挤回教室的时候，我的脚早就冻得没了知觉，脚跟红红的，到了晚上就痒得钻心，只能在炕席上使劲搓，搓破了皮，流水化脓，疼得直咧嘴。母亲做的棉鞋穿一个月就磨薄了，在寒冬零下二十几度的的雪地里根本不顶用，脚冻得像被猫咬一样疼。教室里是土地面，四十几个孩子冻得受不了，老师就让我们跺脚，“咚咚咚”的声音像万马奔腾，不一会儿就尘土飞扬，每个同学的鼻涕都变成成了黑色挂在鼻子下面。

　　我总是最后一个挤进教室，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这个位置我坐了两年多，和我一起同桌桂芹。她早早死了父亲。母亲拖着她和妹妹种几亩菜地维持艰难的日子。前天晚上放心她说帮助母亲去地里干活请几天假。让我帮助她把作业本收起来。我俩都是老师不待见的孩子。窗户漏风，冬天的寒风顺着缝隙灌进来，冻得我俩直打哆嗦，经常我俩把手伸进对方袖筒里取暖。坐在最后边老师讲课的声音也听不清。可我宁愿这样，也不想看老师那张不近人情的苦脸。她从来没正眼看过我，仿佛我是教室里多余的影子。

　　那天，“一眨眼睛一个坏道”的王二突然跑到讲台上，手里举着一个黄色的作业本，大喊：“快来看看！我们班有小偷，偷了桂芹的作业本！”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是谁？是谁偷的？”有人大声问？王二抬起手，直直地指向我：“就是她！上间操的时候我在她书包里翻出来的，你们看，还写着桂芹的名字呢！”

　　我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桂芹是我的同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前两天请假，特意嘱咐我帮她收好作业本。我气得浑身发抖，冲到讲台上大喊：“你胡说！这是她让我帮着收的作业本！”我抬手去抢那个用烧纸订的、没几页的本子，眼看就要抢到了，王二突然用力一扯，本子“嘶啦”一声撕开了。我没站稳，一个趔趄磕在讲桌上，鼻子瞬间流出了鲜血。头上用来遮掩秃头的头巾也掉在了地上。

　　“哈哈哈！她是秃子！”教室里爆发出哄堂大笑，尖叫声、坏笑声此起彼伏，几个男生大喊，秃子！秃子！”那些声音像无数根针，扎得我浑身疼。我羞愧难当，脑袋一片空白，只想把头巾捡起来，可王二一脚踩在头巾上，死死按住，不让我拿。我哭喊着，光秃秃的头皮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那颗干净得像白纸一样的童心，仿佛被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在众人的嘲讽和羞辱中，不停地流血。我哭喊着说我没偷本子是帮助她收起来。愤怒让我又一次扑向王二扭打在一起。

　　谁也不知道，我得了伤寒病已经半年多了了。那段时间，我啥都吃不下，不断地发高烧，每次烧得迷糊的时候，就趴在奶奶的褥垫子边取暖。奶奶裹着小脚，腿细得像胳膊，只能在炕上坐着，她的褥垫子是家里唯一一块暖和的地方。母亲每天忙着弄吃的，上班做饭根本顾不上我，家里穷得没钱治病，只能靠我自己硬扛。几次高烧后我的头发掉光了。瘦的皮包骨。我特别想吃酸果。可是没钱买啊！我记得母亲冬天冒着严寒，去收割后的黄豆地里，拨开厚厚的积雪，一颗一颗地找遗漏的黄豆粒，一天有时候运气好能捡回来一茶杯。那点微薄的收获，是我们一家活下去的希望。放在锅里熬熬大家喝喝我就那样硬挺着熬过来了。可病好之后，头发却掉得一根不剩。母亲找了一块布，缝成帽子的样子，让我天天戴着，遮掩光秃秃的头皮。奶奶说孩子捡到一条命就不错了。前后院伤寒病死了好几个孩子啊！

　　我还记得，春天去挖野菜，走到北城壕，看到好多野狗，眼睛红红的，透着凶光。邻居大娘偷偷告诉我：“这些野狗都是吃死孩子的。”城壕沟里堆着一捆捆谷草，那时的东北，伤寒、水痘、麻疹是夺取孩子们生命的头号杀手。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家家户户食不果腹，很多孩子病饿交加死去，就用谷草一卷，扔到北城壕里，有的用火少，有的就那样扔着喂狗。我每次经过那里，都吓得发抖，拼命逃跑。

　　教室的门突然被一脚踢开，老师像从天而降一样，手里的教鞭使劲敲打着黑板，“啪啪啪”的响声震得人耳朵疼。“你们在打架吗？”她凶狠地大喊。我吓得浑身发抖，哆嗦着从地上摸到头巾，胡乱地戴在头上，用袖子擦了擦鼻子上的血，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他打我！”我颤抖着指向王二。王二却晃着手里的半截本子，大声说：“我没打她！她是小偷，偷了桂芹的本子，我一说她就来抢，还把本子撕坏了！老师你看！”全班同学又一次哄堂大笑。

　　老师根本没问我缘由，上来就推了我一把，厉声说：“就你事多！看看你这模样，他不打别人，偏打你？拿了人家东西还不承认！”“我没拿！”我哭着辩解。这时，有个同学大喊：“老师，她有病！她是秃子！”老师听了，脸色更难看了，怒气冲冲地说：“有病就去医院，这里不是养病的地方！同学也怕传染。接着老师使劲推我几乎把我推倒。都坐下上课！”她不耐烦地挥挥手，仿佛我是个麻烦，“解决不了这些破事！”

　　那天剩下的课，我都是趴在桌子上度过的，脑袋一片空白。被冤枉成小偷，被当众羞辱是秃子，老师的不分青红皂白，同学们的嘲笑讥讽，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上，我气得差点晕厥过去。放学铃声一响，我就飞快地跑回家，爬到炕上奶奶的褥垫子边，哇哇大哭起来。我只是个孩子，我也需要是非曲直，可就因为我穷，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紫青蓝靛，饿的皮包骨，病的死去活来，老师和同学就可以这样欺负我、羞辱我、看不起我吗？我到底该怎么办？

　　奶奶七十多岁了，她伸出干枯的手，摸着我的头，哽咽着说：“孩子，别哭了，奶奶知道你委屈。可如今家里这情况，我和你爷爷都是累赘，天天拖累你打饭、收拾屎尿，你还是个孩子啊！天天迟到老师看不上你，也没法。”奶奶的眼泪滴在我的头上，冰凉冰凉的。爷爷躺在旁边，发出“啊啊啊”的呼喊，他瘫痪后就不会说话了，可我知道，他是在心疼我。

　　我哭累了，趴在奶奶身边睡着了。醒来之后，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挣钱给桂芹买个新本子。不管怎么样，本子是在我这里撕坏的，她家里比我还穷，要是让她妈妈知道了，肯定要打她。从那以后，我放学就去捡破烂，布条子、铁丝、麻绳头子，只要能卖钱的，我都捡。一斤破烂能卖五分钱，一个本子一角钱，一块橡皮五分钱，一支铅笔三分钱。我攒了好久，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两个本子、一块橡皮和两支铅笔，我和桂芹一人一份。这件事，我直到小学毕业都没告诉她原因。

　　如今我已经74岁了，人老了但是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2017年我六十六岁得了乳腺癌，做了根治术；前胸大肌乳房全部切除。做了淋巴扫荡。腋窝解剖。2025年二月，又得了脑梗、房颤，这些疾病都闯过了生死关口。可我觉得，这些痛都是切肤之痛。我能忍受也有顽强毅力战胜。在我心里都没有九岁那年被冤枉成小偷、当众羞辱的滋味痛苦。因为一个孩子的心灵，干净得如同一张白纸，容不得半点烟尘和污垢。那份委屈，像北城壕的风，在我心里吹了六十五年没有散去。至今仍在心底隐隐作痛。如果现在不写出来，我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说清楚了——那个九岁的小女孩，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她只是个想好好活下去、一个渴望被善待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