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清流》：二位先生

　　少年时代的我，天天被自己的各种兴趣爱好扰得日夜不宁。踢球、小人书、画画，后来又迷上了古诗。那时的记忆好，背诵诗是一种快乐。有时背诵给家人听，有时背诵给街上的小伙伴们听。街上的伙伴听不懂，不感兴趣，这使得我与他们的关系不觉之间渐行渐远。

　　我喜欢远道步行时，边走路边背诗，一步一个字，五言绝句二十步，七言律诗五十六步，这便记下很多诗来。有时突然卡壳，想不起下一个字，就强使自己像罚站那样停在那里想，直到想起来再一字一步走下去。我最初的一切都是兴之所至。画画更是如此。

　　十二岁那年，有人建议母亲，叫我去拜个老师，课余学学画，说不定能成才。母亲托人打听，听说有两位画家在家收徒教画。一周一次，一个月学费五块钱。一位叫陈麐祥，专工界画，界画主要画亭台楼阁，宗法清代的袁江袁耀；一位是严六符，学名仁统，严范孙先生的后代，长于国画山水。我那时画画只是胡涂乱抹，并不懂画，更不懂国画，从来没想要画国画。家里人找来袁江和袁耀的界画一看，都认为刻板枯燥，而且还要学用界尺，不适合我，我也没兴趣，母亲就叫我去严先生家一趟。严先生住在河东民主道，原奥国租界，临老洋房的二楼，房间又大又暗，严先生个子高，有点驼背含胸，穿一件蓝布长衫，儒雅又温和。他家里外两间，里屋放床睡觉，外间吃饭、聊天、待客，靠窗一张老式的书案上摆着纸笔墨砚，这些东西离我都很远，我没用过毛笔，感觉却很新鲜。桌子中间一张刚刚画好的小画，用镇尺压着。所画的画面像是古画，十分好看。两个老者在几棵长松大柏下对弈，一个童子静静地站在一旁，棋桌是一块石头，不远处有溪水潺潺流动。“这是您画的吗？”我问严先生。严先生点点头，露出微笑，明显因为我表现出的惊羡而得意。回到家，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跟他学画，要画得和他一样。这样，严先生就是我画画的启蒙老师了。

　　依照严先生的要求，我买了一块胡开文的墨、几支李福寿的叶筋笔和白云笔、一刀帘子纹高丽纸。高丽纸是糊窗纸，但便宜又好用。宣纸太贵，而且洇得厉害，那时初学画都用元书纸或高丽纸。家里人帮助我从杂物间翻出一块过去记账用的砚台。砚心放些水，墨一研，墨香散发出来，一种从来没接触过的生活进入了我的世界。

　　后来才知道，严先生是教育家严范孙的后代，家学很深，他师叔是工笔大画家刘奎龄，本人师从刘子久、陈少梅二位名家，只是后来没有专事绘画，很少创作。中年后，在家教画为生。但他授课有方，非常善于把各种山水画的技法归纳起来，总结出要领，分出步骤，有章有法地引导学生入门，不走弯路。严先生擅长的技法来自宋代的山水，技术性强，使得我们后来以画谋生，从外贸公司接过仿古画的业务，没费多大劲，轻车熟路地就干上了。

　　还记得，我最初学画石头，不得其法，把石头画成黑乎乎的煤块，心里着急，可是经严先生一指点，很快就画得有模有样。母亲在一旁笑着说：“好像从纸上鼓起来了。”

　　每周六下午三时到严先生家上课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时到了先生家，先生已在授课，周围站了一圈五六个人，以致看不见先生。学生大多是男生，其中有一个岁数较大，像是有工作的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是和我一起画画的师兄弟。在师兄弟中间，先生并不特别喜欢我，主要是因为我不严格地按照他的画稿画，常常会随兴改变画面，水边多画几株枝叶扶疏的小树，江上添一只船，或在远处上空加了一群飞鸟。先生看到，从来没有夸赞过我，也不说话，似乎不大高兴。一次我拿了自己画的一幅小画请他看，他抬起脸对我说：“还没学好怎么飞，就要上天了。”身边的师兄弟都笑起来，我好尴尬，以后再画了什么得意的画也不敢拿去了。

　　我在严先生那里学了差不多三年。直到初中毕业后，到塘沽去念高中，学画便告了一段落。这期间，跟严先生学的大都是笔墨技法，怎么用笔用墨，一招一式，学得很扎实。但是先生自己不创作，从来也不讲与创作相关的结构、构图、方法等等。然而，技法是中国画根基性的东西。由于严先生对宋代北宗山水的笔墨的认识很精到，使我初学时便打下了根底。这个影响直到今天。

　　惠孝同先生

　　我画画另一位启蒙先生，身居北京，是惠孝同先生（1902—1979），名均，号柘湖。惠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湖社画会的主将之一。他不仅是山水画家，还是大收藏家。惠先生的父亲者龄，做过内阁学士和内府总管，是位藏书家。他家在书画方面见识极为深广。

　　我家与惠先生家是远亲，我的表姐夫惠伊深是惠先生的长子。每至暑期，我就跑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甜水胡同惠先生家一间厢房里。这厢房平时空着。惠先生的宅子很大，书房对着一个挺大的有花有树的庭院，临院一面是黑色大漆的木格扇门窗，房内几面全是顶天立地的楠木书架，放满线装书籍。日照进来，晒得楠木香与书香混在一起，香气沁人，现在任何人的书房都不会再有这种香味了。

　　住在惠先生家期间，有时先生会在上午叫我去到他的书房，听他谈书论画，说古评今。话中有许多观点许多学问，听起来很过瘾。这些内容在严先生那里是听不到的。他喜欢双手相互搓手掌，待搓热了，再用手掌搓脸，他说这样很舒服。他谈话很即兴，说到高兴时，起身去另一间屋拿来一幅古画，用竿挑着，挂在书架上给我看，边看边讲，此时看得出他心里的欢悦。在他的书房里，我看过他珍藏的宋代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这幅画堪称国宝；此外还有吕纪的中堂花鸟《四喜图》，饱满丰厚，富丽堂皇。一次，先生拿来一幅二尺余高的小画，放在镜框里，竟是我之最爱——郭熙的《寒林图》。惠先生说，这幅画上没有款识，也无著录，不一定是郭熙所作，但确是郭熙风格，并颇具郭熙神韵。郭熙善以云头皴法画窠石，以蟹爪笔法画寒林，所作冬景刚劲瘦硬，寒气逼人，技艺之高，直追李成。惠先生说罢，拿给我一张与这幅画大小差不多的素绢，叫我对临。还让我用一块明代方于鲁的墨，研出来的墨真如大漆一般浓郁黑亮，透着古墨特有的芳香。这次对临古人原作的体验，敲骨吸髓般地进入了我的笔管。

　　我从严六符先生那里学到的是宋代北宗的画法，是马夏的斧劈皴、钉头鼠尾皴和刘子久的豆瓣皴。我从惠先生这里所学却是南宗的披麻皴和解索皴，尤其是他擅长的小青绿的染法。宋画分南北宗，我的二位先生一南一北叫我触摸到宋代山水的整体。

　　惠先生与严先生不同，他一直活跃在画坛，在北京的国画研究会负责“新国画”的研究与探索，主张写生与创作。我住他家时，他叫我到北京的西山、门头沟一带写生，回来便指导我怎样在写生稿上进行提炼与构思。后来，我到各地写生和创作，就是顺着这条道路走下来的。惠先生把我引领到更高的一个山头。

　　《山居牧归图》

　　在我的少年时代，幸遇二位先生，把我带进了一个未知而巨大的知识世界与艺术世界里。它充满诱惑，魅力无穷，风光无限，使我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一种有目标的自觉的努力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当年拜师学画之前，我并没有深爱国画，甚至都没有接触过国画山水，而后来——它却成了我一生的追求，一种事业。那么，我画国画是缘于一种被动还是主动？如果当初人家介绍给我的不是国画教师，是一位教水彩或油画的教师，我是不是也会痴迷于另一种绘画、也会纠缠终生吗？那么决定我艺术道路的竟是如此偶然、如此随机、如此凑巧？每每想到这里，我对人生变幻莫测一片茫然。我还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决定着我，由于我们无法解说，便推给了命运。

　　——本文节选自《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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