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北方小城辽阳市的风跟淬了冰似的，刮过光秃秃的柏油路，卷着路边的碎雪沫子，打在脸上又冷又疼。我裹着件洗得发白、打了三层补丁的旧棉袄，棉袄里面是件薄褂子，风顺着领口往里灌，冻得我缩着脖子，蹲在自家门口的青石板台阶上，盯着巷口那棵老槐树发愣。

　　老槐树的枝桠光秃秃的，像只张牙舞爪的手，抓着灰蒙蒙的天。树底下，几个半大孩子穿着破旧的棉鞋，追着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跑，笑声在冷风中飘得老远，衬得我心里更沉了。屋里传来母亲低低的啜泣声，混着父亲闷声抽烟的咳嗽，还有姐姐李秀梅偶尔抱怨的嘟囔，不用听也知道，他们还在为插队的事熬心。

　　我们家住在机床厂家属院，一排低矮的红砖房，墙根处结着厚厚的冰棱，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就哗哗响。家里就两个闺女，我是老二李秀兰，虚岁十六，实际刚满十五，个头不算高，却比同龄孩子结实，手上早就磨出了薄茧——打小就帮母亲做家务，洗衣、做饭、喂猪，家里那只老母猪，都是我每天放学回来割草喂大的。姐姐李秀梅比我大两岁，刚满十八，生得白净，细皮嫩肉，打小就被母亲捧在手心里疼，别说下地干活，就连冬天的冷水都怕沾，洗个碗都得用温水，稍微累点就喊腰酸背痛，让她去农村插队，跟要她的命没区别。

　　那年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是规矩，家里有适龄青年，必须有人去，不然公社就会扣父亲在机床厂的工分，严重了还得开除公职。父亲是机床厂的老工人，烧了十几年机床，一个月挣三十七块五毛钱，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母亲没工作，在家操持家务，我和姐姐还在上学，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全靠父亲那点工资，要是没了这份工作，我们娘仨就得喝西北风。

　　公社的通知是腊月二十下来的，贴在家属院门口的公告栏上，红纸上写着适龄青年的名单，姐姐李秀梅的名字赫然在列，后面画着个红圈，标注着“月底前务必报到，逾期后果自负”。那天母亲看到通知，当场就哭了，拉着父亲的胳膊，哭着说：“老李，秀梅身子弱，去了农村肯定熬不住，要不……要不跟公社说说，缓两年？”父亲蹲在公告栏底下，抽着旱烟，眉头皱成了疙瘩，摇了摇头：“缓不了，公社干部说了，这是硬任务，谁家都不能躲。”

　　回到家，母亲哭了一下午，姐姐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偶尔传来几声抽泣。我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手指抠着石板缝里的泥，心里慢慢有了主意——我替姐姐去插队。

　　这话是晚饭时说的，桌上摆着一碗玉米粥，一碟咸菜，还有两个窝窝头，是我们家的常态。我啃了一口窝窝头，咽了咽，抬头看着父亲母亲：“爸，妈，让我替姐去插队吧，我年纪小，身子结实，能扛住，姐身子弱，去了农村得生病。”

　　屋里瞬间安静了，玉米粥碗碰撞的声音停了，母亲愣了愣，放下碗，拉过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带着做家务磨出的茧，眼泪掉在我手背上，烫得慌：“兰兰，你才十五，还没成年，农村苦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天晒，冬天冻，还要干农活，你能扛得住？”我咧嘴笑了笑，把冻得通红的手往棉袄袖子里缩了缩：“妈，我能扛，我每天放学都割草喂猪，比姐有力气，再说，等以后有政策了，能回城了，我再跟姐换回来。”

　　姐姐坐在我对面，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玉米粥，没说话，只是攥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指节都泛白了。我知道她心里松了口气，却不好意思说谢，其实我也没指望她谢，都是一家人，她是姐姐，我让着她也应该。父亲掐灭了烟卷，烟锅在桌角磕了磕，叹了口气：“兰兰，委屈你了。爸以后多给你寄点钱，再托人给你带点粮票，你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别逞强，实在不行就跟爸说，爸想办法。”

　　就这么定了下来，接下来要办的，是冒名顶替的手续。那年头户籍管理没那么严，公社负责知青报名的干部姓王，是父亲工厂老厂长的亲戚，父亲托老厂长说了句话，又买了两斤苹果送过去，王干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报名资料上的名字改成了李秀梅，年龄也往上填了两岁，改成了十八，跟姐姐的年龄对上。

　　临走前几天，母亲连夜给我缝了件新棉袄，布料是父亲托人从供销社买的粗布，藏蓝色，有点掉色，里面塞的棉花是从旧棉袄里拆出来的，晒了晒，有点板结，可缝得很厚实，母亲说：“农村冷，穿厚点，别冻着。”她还在棉袄夹层里缝了个小口袋，塞了五块钱，小声说：“兰兰，这钱你自己藏好，别让别人知道，应急用。”

　　姐姐偷偷塞给我一个布包，蓝底白花的布，是她以前的头巾改的，里面装着两块红糖，还有一双她穿过的黑布鞋，鞋帮有点旧，鞋底还很厚实：“兰兰，到了那边别省着，红糖泡水喝，暖身子，这鞋你穿，比你那破鞋强。”我接过布包，点点头，没说话。那时候我觉得，我替她去受苦，她心里记着我的好，以后等我回城了，她肯定也会对我好，可我没想到，人心会变得那么快，快到让我措手不及。

　　1977年正月二十七，天还没暖和过来，地上的雪还没化完，我背着打满补丁的行李卷，跟着公社组织的插队队伍，坐上了去陕北农村的火车。行李卷里裹着母亲缝的新棉袄、几件旧衣服、一床薄被子，还有那本被我翻烂了的初中语文课本——那是我唯一的宝贝，藏在行李卷最里面，怕压坏了。

　　火车是绿皮的，哐当哐当开了两天两夜，越往西北走，越荒凉。一开始还能看到路边的庄稼地，后来就全是黄土坡，光秃秃的，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天空灰蒙蒙的，风刮在火车窗户上，呼呼作响。同车的知青有十几个，大多是城里的孩子，有的哭哭啼啼，有的兴奋地讨论着农村的生活，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越来越荒凉的景色，心里有点慌，也有点期待——我想着，好好干活，挣够工分，等以后有机会，就能早点回城，就能继续上学。

　　下了火车，又坐了三个小时驴车，才到了我们要插队的地方——王家坳大队。驴车走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骨头都快散架了，黄土飞扬，落在头发上、衣服上，浑身都是土。王家坳是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子，全是土坯房，墙皮掉了一层又一层，屋顶铺着茅草，风一吹就晃，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很粗，枝桠却没多少叶子，看起来孤零零的。

　　知青点是几间闲置的土坯房，一共四间，两间住男知青，两间住女知青。我跟另外三个女知青住一间屋，屋里摆着四张土炕，炕席都破了洞，露出里面的黄土，角落里堆着一堆干草，说是用来铺炕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见老鼠跑过的声音，还有墙角蟋蟀的叫声。屋里没有桌子，只有一个破旧的木箱，用来放衣服和杂物，窗户上糊着纸，有个破洞，风从破洞里灌进来，冷得很。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盖着薄被子，冻得睡不着，想着家里的热炕头，想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掉在枕头上，很快就凉了。我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哭，既然来了，就不能后悔，我是替姐姐来的，得好好扛着。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队长就拿着铜锣在知青点门口敲，喊我们起来干活。队长姓王，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脸上全是皱纹，手里拿着一根烟袋，说话嗓门很大：“都起来了！开春了，该翻地了，今天跟我去地里，好好学，好好干，别偷懒！”

　　我们跟着队长去地里，地里全是黄土，冻得硬邦邦的，需要用锄头把土翻松，准备种玉米。我从来没干过农活，拿着锄头，怎么也使不上劲，锄头把磨得手心生疼，没一会儿就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渗出血来，沾在锄头把上，又疼又痒。同屋的知青有两个是大城市来的，娇生惯养，干了没一会儿就喊累，坐在田埂上歇着，被队长骂了一顿，才不情不愿地站起来继续干。

　　中午在地里吃午饭，队里的炊事员推着一辆小车来送饭，车上放着一筐窝窝头，还有一桶稀粥，一碟咸菜。窝窝头是用玉米糠做的，又粗又硬，硌得嗓子疼，难以下咽，稀粥里没几粒米，全是水，咸菜很咸，吃多了渴得慌。我饿坏了，啃了两个窝窝头，喝了两碗稀粥，才稍微有点力气。

　　下午接着翻地，太阳慢慢升起来，晒得人头晕，黄土被晒得发烫，风一吹，全是土腥味，呛得人直咳嗽。我手上的伤口被汗水浸得生疼，可还是咬着牙坚持，队长看我实在，干活踏实，没偷懒，就跟我说：“兰兰，你这丫头实在，以后跟我媳妇学喂猪吧，喂猪比翻地轻松点，不用在太阳底下晒。”

　　我连忙点头，谢谢队长。喂猪确实比翻地轻松，猪圈在村头，有五头猪，都是黑猪，长得不算胖。队长的媳妇王婶，是个热心肠的女人，四十多岁，脸上总是带着笑，看我年纪小，经常照顾我。每天早上，我要去村外的河里挑水，挑两担水倒进猪圈的水缸里，然后把玉米糠、野菜拌在一起，做成猪食，倒进猪槽里。中午要清理猪圈，把猪粪铲到外面的粪堆上，猪圈里臭得不行，每次清理完，身上都沾着臭味，洗都洗不掉，晚上还要再喂一次猪，检查猪有没有生病。

　　王婶看我年纪小，挑水费劲，就教我怎么用扁担，还说：“兰兰，挑水的时候腰别弯太狠，用腿使劲，不然累腰。”她还经常偷偷给我塞个红薯，或者让我去她家喝碗热粥，她家的粥是用小米熬的，比知青点的稀粥香多了，有时候还会有咸菜炒鸡蛋，那是我在农村吃的最好的东西。王婶家有个儿子，叫王小虎，跟我差不多大，在村里的小学上学，学习成绩很好，王婶经常跟我说：“兰兰，你要是没事，就教教小虎写字，你是城里来的，有文化。”我点点头，没事的时候就去王婶家，教王小虎写字，王小虎很听话，学得很认真，每次教完，王婶都会给我塞点东西，有时候是个煮鸡蛋，有时候是一把花生。

　　在陌生的农村，王婶的照顾，是我唯一的温暖。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春种、夏锄、秋收，一年四季，忙个不停。春天要播种，把玉米种子撒进翻好的地里，盖上土；夏天要锄草，玉米长高了，地里全是草，得顶着大太阳，一棵一棵地锄，有时候草比玉米还高，锄完草，浑身都是汗，衣服都湿透了；秋天要收割，割玉米、捆麦秸、晒麦子，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到知青点，累得倒头就睡，连饭都不想吃。

　　知青点的生活很单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聊家里的事，聊以后的打算。有的知青说，想找个农村汉子嫁了，扎根农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有的说，想等政策变了，早点回城找工作；还有的说，想继续上学，可那时候高考早就停了，想上学也没机会，只能在心里想想。

　　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城，能继续上学。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好，在学校里，每次考试都是前三名，老师经常夸我，说我是个读书的料，要是好好学，以后肯定能考上大学。可因为插队，我没能读完高中，心里一直很遗憾，我把那本初中语文课本藏在枕头底下，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虽然很多内容都记熟了，可还是像宝贝似的捧着。

　　同屋的知青里，有个叫张红的，是北京来的，她爸爸是干部，家里有很多书，她带来了几本高中课本，有语文、数学、物理。我知道后，就鼓起勇气跟她借，我说：“红姐，能不能把你的高中课本借我看看？我想多学点东西。”张红很爽快，笑着说：“行啊，兰兰，你想看就拿去吧，咱们互相学习。”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学到后半夜。知青点晚上没电，只能用煤油灯，煤油是按人头分的，每个人一个月二两，不够用，我就省着点用，晚上看书的时候，把煤油灯的灯芯调得很细，昏黄的灯光照亮课本，眼睛看久了，又酸又疼，有时候会流眼泪，我就揉一揉眼睛，接着学。张红看我这么努力，就跟我说：“兰兰，你这么认真，要是高考恢复了，你肯定能考上大学。”我笑了笑，没说话，那时候我觉得，高考恢复是遥不可及的事，只能在心里想想。

　　1977年9月21号，那天我正在猪圈里喂猪，突然听见村口的大喇叭响了，王队长的声音透过喇叭传过来，很激动，有点沙哑：“全体社员注意了！全体知青注意了！中央文件下来了！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今年冬天就考试，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知青，只要年满十七岁，身体健康，都能报名参加高考！”

　　我手里的猪食瓢“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猪食洒了一地，猪们围着我哼哼叫，可我一点也没注意。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跑出去，看着村口的大喇叭，又跑去找王婶，问：“王婶，队长说的是真的吗？高考真的恢复了？”王婶笑着说：“是真的！刚才公社干部来通知了，千真万确！兰兰，你不是爱学习吗？赶紧报名，好好复习，肯定能考上！”

　　我激动得哭了，抱着王婶跳了起来，眼泪掉在脸上，又热又咸。恢复高考，就意味着我有机会上学了，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那天晚上，知青点里炸开了锅，所有知青都兴奋坏了，纷纷找老乡、找其他知青借高中课本，大家晚上凑在一起，在煤油灯下复习，互相提问，互相讲解，有的知青甚至熬夜学到天亮。

　　我把张红借我的高中课本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看，心里全是希望。张红带来的课本不够，我就跟其他知青借，有的知青有数学课本，有的有物理课本，我把这些课本都借过来，抄在笔记本上，因为课本要还给人家，只能抄下来慢慢学。每天晚上，我都学到后半夜，煤油灯熏得眼睛疼，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心里像揣了个小火炉，暖暖的。

　　王婶看我辛苦，每天晚上都给我留碗热粥，有时候还煮个鸡蛋，让我补补身子。她说：“兰兰，你是个好孩子，爱学习，肯定能考上大学，以后就能回城了，不用在农村受苦了。”王小虎也经常来知青点找我，问我题，我教他的时候，也能巩固自己学的知识，有时候他会给我带几个野果子，说：“兰兰姐，这个甜，你吃。”

　　10月份，报名开始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恢复高考的事，说我想报名参加高考，让他们帮我寄点高中课本和我的户口本复印件过来，还特意在信里叮嘱，一定要把户口本复印件寄来，报名需要身份证明，我因为冒名顶替来插队，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李秀梅，跟我实际名字不符，必须要户口本复印件证明我的真实身份。

　　写完信，我跑到公社邮局寄了出去，邮费花了八分钱，是我从母亲给我的五块钱里省出来的。之后每天，我都盼着家里的回信，盼着课本能早点寄来，有时候没事就去公社邮局问，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笑着说：“丫头，别急，信在路上呢，到了我给你留着。”

　　可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我始终没收到家里的回信，也没收到课本。我心里着急，晚上睡不着觉，看书也没心思，张红看我着急，就说：“兰兰，要不你托个要回城探亲的知青帮忙打听家里的情况，问问你爸妈为什么不回信。”

　　知青点里刚好有个男知青要回城探亲，他是沈阳来的，跟我顺路，我就托他帮忙，给了他五块钱，让他帮我带点高中课本，再问问我爸妈为什么不回信。男知青答应了，说：“兰兰，你放心，我到了辽阳，肯定帮你去家里问问，课本也帮你找。”

　　男知青回城后，过了半个月才回来，他找到我，表情有点为难，说：“兰兰，你家里挺好的，你妈说课本不好找，城里的书店都没货，让你别着急，她再想想办法，还让你在那边安心插队，别分心，好好干活，高考的事，不行就明年再考。”

　　我听了，心里稍微踏实了点，以为真的是课本不好找，毕竟那时候高中课本很稀缺，很多地方都买不到。可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消息，报名时间越来越近了，公社报名点说再过十天就截止了，我心里越来越慌，每天都坐立不安。

　　王婶看我着急，跟我说：“兰兰，要不你去公社报名试试，跟干部说说你的情况，你是顶替你姐来插队的，名字不符，让公社给你开个证明，证明你实际是李秀兰，说不定能报名。”我听了王婶的话，觉得有道理，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公社报名点。

　　公社报名点的干部姓刘，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很严肃。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说我实际叫李秀兰，因为家里姐姐身体不好，顶替姐姐李秀梅来插队，现在想报名参加高考，需要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刘干部皱着眉头，说：“冒名顶替插队本来就不合规矩，报名高考必须要身份证明，户口本或者身份证，公社开的证明不算数，要是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急得哭了，跟刘干部说：“刘叔，我真的想参加高考，我在农村每天都复习，我能考上，求你帮帮我，王队长知道我的情况，他能给我作证。”刘干部看我哭了，又听我说王队长能作证，犹豫了半天，说：“那你让王队长给你开个证明，证明你实际是李秀兰，顶替李秀梅来王家坳插队，再让村里盖个章，我试试帮你报名，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我连忙谢谢刘干部，跑回村里找王队长。王队长很痛快，给我开了证明，写着“兹有我村知青李秀梅，实际姓名为李秀兰，女，1962年生，系辽阳市机床厂职工李建国之女，因家庭原因，顶替其姐李秀梅来我村插队，情况属实，特此证明”，然后让村里的会计盖了章。

　　我拿着证明，又跑回公社报名点，交给刘干部，刘干部看了看，又给公社领导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情况，领导同意了，刘干部才给我报了名，把我的名字填成李秀兰，身份证号填了我户口本上的号，还跟我说：“丫头，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身份证明，要是查出来不符，就取消考试资格了。”我连连点头，谢谢刘干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报上名的那一刻，我觉得浑身都轻松了，走路都带风，回去的路上，看到黄土坡都觉得亲切。接下来的日子，我更加拼命地复习，白天干完活，晚上就躲在屋里看书，有时候实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或者站在院子里吹会儿风，接着学。张红和其他知青也都很努力，我们晚上凑在一起，互相提问，谁有不懂的题，大家一起讨论，有时候会争论到半夜，虽然累，可心里充满了希望。

　　1977年12月10号，高考开始了，考试地点在县城，离王家坳有四十多里路。我们几个知青提前一天就出发了，步行去县城，冬天的黄土坡，风特别大，刮得我们睁不开眼，路上全是土，走一步陷一脚，鞋子里全是土，磨得脚疼。我们走了整整一天，下午五点多才到县城，县城比王家坳繁华，有柏油路，有商店，还有路灯，我们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个房间住四个人，一晚五毛钱，房间里很冷，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火炉，烧着煤球，屋里还是冷得很，我们就挤在一起取暖，晚上盖两床被子，还是冻得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们早早地就去了考场，考场是县城的第一中学，教学楼是红砖砌的，看起来很气派。考场门口有很多考生，有工人、农民、知青，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棉袄，脸上带着紧张和期待的表情。我拿着准考证和公社开的证明，走进考场，考场里摆着破旧的木桌子，桌子上全是划痕，椅子也很旧，坐上去吱呀响。我坐在座位上，心里有点紧张，手心全是汗，监考老师进来了，拿着试卷，表情严肃，跟我们说考试规则，不能作弊，作弊要取消资格。

　　考试铃声响了，监考老师开始发试卷，试卷是油印的，字迹有点模糊，还有点油墨味。第一科考的是语文，题目不算太难，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我想起了在农村插队的日子，想起了王婶对我的照顾，就写了那天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激动心情，写了王婶对我的鼓励，写了我对未来的希望，写得很顺利，提前半个小时就答完了，检查了一遍，才交卷。

　　下午考数学，数学有点难，很多题目我都没见过，是高中的知识点，我复习的时候没学到，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答题，有几道大题没答上来，心里有点慌，考完试出来，跟张红说：“红姐，数学太难了，我好多题都不会。”张红说：“我也不会，没事，大家都难，别担心。”

　　第三天考物理和化学，两门一起考，时间很长，考得我头晕脑胀，物理题还好，化学题很多都不会，只能蒙，考完试出来，我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

　　回到王家坳，我又开始了正常的插队生活，可心里始终惦记着考试成绩，每天都盼着能有消息。王婶和知青们也经常问我，成绩什么时候出来，我说不知道，应该快了。日子一天天过，春节到了，知青点里的知青有的回城探亲了，张红也回北京了，我没回去，一是因为路费贵，二是因为心里惦记着成绩，想等成绩出来再回去。

　　春节那天，王婶让我去她家过年，她家做了饺子，还有红烧肉，是我在农村吃的最好的一顿饭。王婶说：“兰兰，别担心，你肯定能考上，开春成绩就出来了，到时候你就能回城了。”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1978年2月15号，公社干部骑着自行车，来到王家坳大队，大喇叭里喊着高考成绩出来了，让考生去公社领成绩单。我正在地里干活，听见喇叭里喊我的名字，说我考上了，总分328分，被省城里的山东师范大学录取了，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我手里的锄头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激动得哭了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流，地里的社员们都围过来，恭喜我，王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兰兰，好样的！考上大学了，以后就是文化人了，不用在农村受苦了！”王婶也跑过来，拉着我的手，眼泪直流：“兰兰，苦尽甘来了，真好，太好了！”

　　同屋的知青也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说我厉害。我哭了好久，心里的委屈、辛苦，在那一刻全都烟消云散了。我想着，终于能回城了，终于能上学了，终于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当天下午，我就收拾行李，跟队长、王婶还有知青们告别，王婶给我塞了一筐红薯和一把花生，说：“兰兰，路上吃，到了城里好好照顾自己，别忘了王婶，有空回来看看。”王小虎也拉着我的手，说：“兰兰姐，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当老师，教我们读书。”我点点头，眼泪又掉了下来，跟他们挥手告别，踏上了回城的路。

　　从王家坳到县城，再从县城坐火车回辽阳，路上走了三天，我心里一直很激动，睡不着觉，想着回家后父母的笑容，想着姐姐的祝贺，想着以后的大学生活，心里满是憧憬。

　　当我背着行李，走到机床厂家属院门口的时候，心里既激动又紧张，心跳得很快。家属院还是老样子，红砖房，柏油路，门口的老槐树还是那么光秃秃的，几个孩子在门口玩耍，看到我，都好奇地看着我，因为我浑身都是土，头发也乱，看起来像个农村丫头。

　　我推开门，院子里很安静，母亲坐在院子里纳鞋底，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头发好像白了不少，姐姐秀梅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信封，正美滋滋地看着，嘴角还带着笑。

　　我心里一愣，快步走过去，问：“妈，姐，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吗？”

　　母亲看见我，脸色一下子变了，眼神躲闪，不敢看我，手里的针线也掉在了地上，她连忙捡起来，支支吾吾地说：“兰兰，你……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姐姐秀梅也慌了，赶紧把手里的红色信封藏在身后，站起来，脸上的笑容也没了，说：“兰兰，你回来了，路上累不累？快进屋歇会儿。”

　　我看着她们的样子，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一股凉气从脚底往上冒。我盯着姐姐藏在身后的手，那红色的信封露了个角，上面好像印着“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说：“姐，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不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姐姐没说话，低着头，不敢看我，双手紧紧攥着信封，指节都泛白了。母亲叹了口气，站起身，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很凉，眼泪掉了下来，落在我手背上，说：“兰兰，先进屋，妈跟你说件事。”

　　我跟着母亲进了屋，姐姐也跟了进来，关上门，屋里很暗，没有开灯。母亲让我坐在炕边，给我倒了杯热水，犹豫了半天，才开口说：“兰兰，录取通知书……到了。”

　　“那给我啊，我要去学校报到，学校说三月初就要报到了。”我着急地说，伸手想拿姐姐藏在身后的信封。

　　姐姐往后退了一步，躲开我的手，母亲摇了摇头，眼泪掉得更厉害了，说：“兰兰，对不起，秀梅……秀梅用你的名字，去学校报过到了。”

　　“你说什么？”我一下子站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声音都在发抖，“妈，你说什么？姐用我的名字上大学？那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是我辛辛苦苦考上的，是我在农村吃了一年苦，熬夜复习考上的，凭什么让她去？”

　　姐姐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愧疚，可还是小声说：“兰兰，我知道对不起你，可我也想上大学，我不想一辈子待在小城里，不想像妈一样，一辈子围着家庭转。你在农村插队，也用了我的名字，我们就当扯平了，好不好？我上了大学，以后有出息了，肯定会帮你，给你找个好工作，让你也过上好日子。”

　　“扯平了？”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的鼻子说，“我替你去农村受苦，干最累的活，吃最苦的饭，夏天顶着大太阳锄草，冬天冻得手都肿了，手上全是茧子和伤口，你在城里舒舒服服地上学，不用干活，不用挨冻，现在我考上大学了，你竟然冒名顶替我？李秀梅，你怎么这么自私！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母亲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兰兰，妈知道对不起你，可秀梅是姐姐，她是老大，她上了大学，以后我们全家都能沾光，你爸在工厂也能抬得起头。你在农村也能生活，王婶对你也挺好，等以后有机会，妈再给你找个好工作，比如去工厂当工人，或者去商店当售货员，不比上大学差，好不好？”

　　“我不要好工作，我要上大学！那是我凭自己本事考上的，凭什么让给她？”我甩开母亲的手，眼泪掉了下来，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妈，你太偏心了，从小到大，你什么都向着姐，她要什么你给什么，我要什么你都舍不得，我替她去插队，你不说谢谢，现在她抢我的大学名额，你还帮着她，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在农村吃了那么多苦，就是为了能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偏心？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母亲也哭了，声音很大，“秀梅身子弱，要是去农村，肯定熬不住，你身子结实，能扛住，让你去插队怎么了？现在秀梅能上大学，是她的福气，也是我们家的福气，你就不能让着她点？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干什么？”

　　这时候，父亲下班回来了，他穿着工厂的蓝色工装，身上沾着机油，看起来很疲惫。他推开门，看到屋里的气氛不对，我在哭，母亲也在哭，姐姐低着头，就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哭了？”

　　母亲把事情说了一遍，父亲愣住了，他看着姐姐，又看着我，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指着姐姐说：“李秀梅，你怎么能这么做？那是你妹妹用血汗换来的机会，你怎么能抢？你知道兰兰在农村受了多少苦吗？你怎么这么自私！”

　　姐姐哭了起来，说：“爸，我也想上大学，我不想一辈子没出息，我要是不去上，这个名额就浪费了，兰兰在农村都能考上，我要是复习了，肯定也能考上，只是我没机会……”

　　“没机会就抢你妹妹的？”父亲气得发抖，指着姐姐，“你赶紧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给兰兰，不然我饶不了你！”

　　母亲赶紧拉住父亲，哭着说：“老李，事已经这样了，秀梅已经去学校报过到了，学籍都录了，现在改也改不了了。要是传出去，秀梅的名声就毁了，我们家也没脸见人了，你在工厂也会被人笑话，说不定还会影响工作，你想想这个家，好不好？”

　　父亲看着母亲，又看着我，眼里满是愧疚，他叹了口气，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说：“兰兰，爸对不起你，可事已至此，你就……你就忍忍，好不好？爸以后一定补偿你，给你多寄钱，给你找个好工作，绝不委屈你。”

　　“忍忍？”我看着父亲，又看着母亲和姐姐，心里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爆发了，“我凭什么忍？我在农村吃了一年苦，熬了多少个夜，受了多少罪，才考上大学，那是我的希望，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你们凭什么让我忍？我不接受，我一定要把我的名额要回来！”

　　那天晚上，我跟家里吵了一夜，我哭着，喊着，诉说着我在农村的苦，诉说着我的委屈，可母亲和姐姐死活不肯把名额让出来，父亲也只是叹气，说没办法。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一夜没睡，想起在农村插队的日子，想起每天在太阳底下干活的辛苦，想起晚上在煤油灯下复习的日子，想起王婶对我的照顾，想起考上大学后的憧憬，眼泪就止不住地掉。我不甘心，我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凭什么让姐姐冒名顶替？

　　第二天一早，我没跟家里打招呼，就拿着王队长给我开的证明，去了辽阳市教育局。教育局在市中心，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楼，门口有两个石狮子，看起来很严肃。我找到负责高考招生的办公室，里面有几个干部在办公，都是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威严。

　　我走到一个干部面前，跟他说：“同志，我叫李秀兰，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可我的录取通知书被我姐姐李秀梅冒名顶替了，她用我的名字去学校报了到，我想把我的名额要回来，求你帮帮我。”

　　干部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证明，皱着眉头说：“小姑娘，冒名顶替可不是小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姐姐冒名顶替你？高考报名和录取都是凭身份证明的，你姐姐怎么能冒名顶替你？”

　　“我因为家里姐姐身体不好，顶替她来陕北王家坳插队，报名高考的时候，用的是我的真实名字李秀兰，公社给我开了证明，证明我的身份，”我着急地说，把王队长给我开的证明递了上去，“我姐姐是偷拿了我的户口本复印件，跟我妈一起，去学校报的到，我有一起插队的知青和王家坳的王婶可以作证，证明我在农村复习高考，是我自己考上的，我姐姐根本没复习，她成绩很差，不可能考上大学。”

　　干部看了看证明，摇了摇头，说：“公社的证明只能证明你冒名顶替插队，不能证明你参加高考的情况，知青和老乡的证言也没用，我们要的是户籍证明和报名资料。报名资料上写的是李秀兰，你姐姐拿着你的户口本复印件去报的名，符合规定，我们也没办法。再说，现在学校已经开学了，学籍都录好了，就算真的是冒名顶替，也很难改了，涉及到很多部门，很麻烦。”

　　“可那是我的名额，是我凭本事考上的，”我哭着说，“她偷拿我的户口本复印件，是作弊，是欺骗，你们不能不管啊！”

　　干部叹了口气，说：“小姑娘，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改。你还是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毕竟是一家人，别闹得太僵，伤了和气，不值得。”

　　我看着干部敷衍的态度，心里又气又急，可我也没办法，他是干部，我是个农村回来的丫头，没人脉，没背景，根本斗不过他。我拿着证明，走出教育局，外面的风很大，刮得我眼睛疼，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去哪里，家里不能回，农村也不想去，我觉得自己像个没人要的孩子，心里又冷又疼。

　　后来，我想起了张红，想起了她在北京的家，想起了她说她爸爸是干部，说不定能帮我。我找了个公用电话，给北京打了个电话，是张红接的，我跟她说了我的情况，哭着说：“红姐，我姐姐冒名顶替我上大学，我去教育局找，他们不管，你能不能帮帮我？”

　　张红听了，很生气，说：“兰兰，你别着急，你等着，我跟我爸说，我爸认识山东省教育厅的一个叔叔，以前是同事，让我爸帮你说说情，肯定能把你的名额要回来，你别灰心。”

　　我抱着电话，哭着说：“红姐，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红说：“谢什么，我们是朋友，你受了这么大委屈，我肯定帮你。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别回家，别跟你家人吵，等我的消息。”

　　挂了电话，我心里稍微踏实了点，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了下来，每天都盼着张红的消息。旅店很便宜，一晚三毛钱，房间很小，很冷，可我不在乎，我只想把我的名额要回来。

　　几天后，张红给我打电话，说：“兰兰，我跟我爸说了，我爸给山东教育厅的叔叔打了电话，叔叔说会调查这件事，让你把你的证据准备好，比如你复习的笔记、借的课本、公社的证明、知青和王婶的证言，还有你初中老师的证言，证明你成绩好，你姐姐成绩差，让他们寄到山东教育厅去。”

　　我听了，很高兴，赶紧按照张红说的，准备证据。我去了王家坳，找王队长和王婶，让他们给我写证言，证明我在农村复习高考，是我自己考上的；又找了一起插队的知青，让他们也给我写证言；还联系了我初中的班主任，老师记得我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前三名，也记得李秀梅成绩差，经常不及格，老师很同情我，给我写了证言，还附了我初中的考试成绩单。

　　我把这些证据都整理好，寄到了山东教育厅，然后又回到辽阳，等着调查结果。可我没想到，母亲和姐姐知道我在找证据，竟然托人找关系，给教育局和学校送礼，想阻拦调查。母亲找了她的远房亲戚，是教育局的一个小干部，送了二十斤鸡蛋和一块布料，让他帮忙压下这件事；姐姐也让父亲托工厂的厂长，给山东师范大学的招生办打电话，说我是自愿把名额让给她的，让学校别调查。

　　张红的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又给山东教育厅的叔叔打了电话，叔叔说一定会查到底，不能让冒名顶替的人得逞，也不能让老实人受委屈。

　　父亲看事情闹大了，也开始着急，他知道要是这件事被查出来，姐姐的学籍会被取消，我们家的名声会毁了，他在工厂也会被人笑话，甚至可能影响工作。他找到我，哭着跟我说：“兰兰，爸知道错了，爸不该偏心，不该让秀梅抢你的名额，爸对不起你。爸现在就去教育局，跟他们说清楚，把证据交上去，让他们把名额还给你，好不好？你别再闹了，再闹下去，我们家就完了。”

　　我看着父亲苍老的样子，看着他眼里的愧疚，心里也很难受，我点了点头，说：“爸，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不想闹，可你们也不能这么对我。”

　　父亲去了教育局，把母亲和姐姐偷拿户口本复印件、冒名顶替的事说了一遍，还把母亲送礼的事也说了，教育局的干部很生气，说会严肃处理。之后，教育局又联系了山东教育厅，把父亲的证词交了上去，调查终于有了进展。

　　1978年3月中旬，山东教育厅和辽阳市教育局联合下发了调查结果：取消李秀梅的山东师范大学学籍，因其冒名顶替，不符合高考招生规定，欺骗组织；李秀兰同学1977年高考成绩真实有效，因被冒名顶替，错过学校报到时间，考虑到特殊情况，允许李秀兰同学在辽阳市第一中学复读一年，参加1978年高考，或直接参加1978年高考，无需复读。

　　这个结果虽然不是最好的，我没能今年就上大学，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争回了公道，姐姐也为她的自私付出了代价。姐姐失去了学籍，名声也坏了，在机床厂家属院抬不起头，每天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见了邻居就躲，母亲也病倒了，整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后悔当初不该偏心，不该帮姐姐冒名顶替。

　　父亲因为这件事，在工厂也抬不起头，同事们都笑话他，说他偏心，没良心，厂长也找他谈了话，批评他家风不正，让他好好反省，父亲每天都很郁闷，抽烟抽得更凶了，咳嗽也更厉害了。

　　我没有回农村插队，也没有去辽阳市第一中学复读，张红的父亲帮我找了一份在辽阳市新华书店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一个月十八块钱，可很轻松，还能看书，正好方便我复习高考。

　　新华书店在市中心，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一楼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二楼卖中小学课本和文学书，三楼卖科技书和外文书籍。我在二楼工作，负责整理中小学课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书摆整齐，帮读者找书，收银。工作很轻松，每天都能接触到很多书，我利用工作便利，找了很多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每天下班都留在书店，在角落里看书，看到天黑才回去。

　　我租了一间小房子，在新华书店附近，房间很小，只有十平米，没有暖气，冬天很冷，可我不在乎，每天都认真复习，比在农村的时候更努力，因为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是我用血汗换来的，我不能浪费。

　　张红有时候会从北京来看我，给我带点复习资料和吃的，跟我说：“兰兰，别着急，好好复习，1978年高考肯定能考上，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省城上大学。”我点点头，谢谢她，心里很感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她帮了我，她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王婶也从王家坳来看过我一次，她坐了三天火车，给我带了一筐红薯和花生，还有一双她亲手做的布鞋，说：“兰兰，好好复习，王婶相信你，肯定能考上，到了城里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了。”我抱着王婶，哭了起来，说：“王婶，谢谢你，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978年夏天，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每天都很充实，也很辛苦。夏天很热，小房子里没有风扇，我就坐在院子里看书，蚊子很多，咬得我浑身是包，可我还是坚持；冬天很冷，我就裹着棉袄，坐在煤油灯下看书，手冻得通红，就搓搓手，接着学。

　　1978年12月，我再次参加了高考，这次我发挥得很好，数学和化学比上次强多了，很多题目都复习过，考得很顺利。考完试后，我心里很踏实，不像上次那么忐忑，我知道，我肯定能考上。

　　1979年2月，高考成绩出来了，我总分412分，考上了山东大学，专业是机械工程，是一所重点大学，比上次的山东师范大学还好。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没有告诉家里，只是告诉了张红和王婶，张红从北京给我寄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恭喜兰兰，梦想成真”，王婶也给我寄了一筐红枣，说：“兰兰，真好，你终于考上大学了，王婶为你高兴。”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心里满是激动，眼泪掉了下来，这两年的委屈、辛苦，在这一刻全都烟消云散了。我收拾行李，跟新华书店的同事们告别，踏上了去济南的火车，这一次，我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去上大学，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没有冒名顶替，没有欺骗，只有我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山东大学很大，很漂亮，校园里有很多梧桐树，还有一个很大的湖，叫大明湖，湖水很清，周围有很多柳树。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四人间，有书桌和衣柜，比知青点和我租的小房子好多了。宿舍里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农村来的，有城市来的，大家都很友好，互相照顾，很快就熟悉了。

　　大学里的生活很充实，课程很多，也很难，尤其是机械工程专业，有很多物理和数学课程，还有实验课，每天都要上课、看书、做实验，很忙，可我很喜欢这种生活，觉得很有意义。我学习很努力，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晚上经常学到后半夜，学习成绩很好，每年都能拿到一等奖学金，还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偶尔会写点文章投稿，有几篇还发表在了学校的校刊上。

　　张红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我们经常写信联系，跟对方说自己的大学生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时候放假，她会来济南看我，我也会去北京看她，我们的友谊一直很好。

　　放假的时候，我偶尔会回辽阳看看，可很少回家，每次都是住在张红家，或者住在旅店。父亲偶尔会给我寄钱，打电话问我的情况，我都淡淡的，心里的伤口虽然慢慢愈合了，可还是没办法原谅他们当初的偏心和自私。姐姐后来嫁给了机床厂的一个普通工人，跟我姐夫一起住在工厂的家属院，日子过得很平淡，我们偶尔在路上遇见，也只是点点头，再也没有多说过一句话，就像陌生人一样。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年躺在床上，需要父亲照顾，父亲退休后，就每天在家照顾母亲，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每次我回去，父亲都会让我回家看看，我都拒绝了，我说：“爸，我不想回去，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大学四年，我一直很努力，不仅学习成绩好，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比如给中学生补课，在图书馆帮忙，挣点零花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我知道，父亲虽然当初偏心，可还是爱我的，他给我寄钱，也是想补偿我，我心里虽然有怨恨，可也知道，他不容易。

　　1983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因为学习成绩好，被分配到了济南的一家科研单位，做机械工程研究，工作很稳定，工资也不低，一个月一百多块钱，我很满意。

　　工作后，我认识了我的丈夫，他叫陈建国，是我的同事，也是山东大学毕业的，比我大两岁，学的是自动化专业，为人正直，性格温和，对我很好。我们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慢慢产生了感情，1985年，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邀请了同事和朋友，张红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我的婚礼，王婶因为身体不好，没能来，给我寄了一床她亲手缝的被子，说：“兰兰，结婚了，以后要好好过日子，互相包容，王婶为你高兴。”

　　结婚后，我们住在科研单位的家属院，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可很温馨。1987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给她取名叫陈念兰，想念的念，兰花的兰，希望她能像兰花一样，坚强、纯洁、善良。

　　女儿出生后，我的生活更充实了，每天上班、照顾女儿，虽然累，可很幸福。父亲和母亲知道我有了女儿，很高兴，父亲特意从辽阳赶来济南看我，给女儿带了很多衣服和玩具，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没能来，让父亲给我带了一封信，信里写着：“兰兰，对不起，妈当初错了，不该偏心，不该让秀梅抢你的名额，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妈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原谅妈？妈想看看孙女，想抱抱她。”

　　我看着信，眼泪掉了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怨恨早就淡了，剩下的只有亲情。我跟父亲说：“爸，等妈身体好点，我带女儿回辽阳看你们。”父亲很高兴，说：“好，好，妈知道了肯定很高兴。”

　　过了半年，母亲的身体好了点，我带着女儿回了辽阳，这是我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也是我女儿第一次见爷爷奶奶。母亲抱着女儿，哭了起来，说：“孙女真乖，真好，兰兰，妈对不起你，你原谅妈，好不好？”我点点头，说：“妈，都过去了，我不怪你了。”姐姐也来了，她看着我，又看着女儿，眼里满是愧疚，说：“兰兰，对不起，当初是我错了，我不该抢你的名额，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看着她，点了点头，说：“都过去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我们还是姐妹。”

　　那天，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虽然这么多年有很多隔阂，可亲情还在，饭吃得很温馨。从那以后，我经常带着女儿回辽阳看看父母，也会跟姐姐偶尔联系，虽然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小时候的亲密，可也算是冰释前嫌了。

　　姐姐和姐夫的日子过得很平淡，姐夫是个普通工人，工资不高，姐姐在工厂的食堂做饭，两个人辛辛苦苦，供儿子上学。他们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考上了山东大学，跟我女儿是校友，我经常照顾他，给他送点吃的，辅导他学习，姐姐很感激我，说：“兰兰，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儿子也不会这么顺利。”我说：“不用谢，他是我外甥，我照顾他是应该的。”

　　父亲退休后，一直照顾母亲，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2005年，母亲去世了，去世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兰兰，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你是个好孩子，妈放心了。”我抱着母亲，哭了起来，说：“妈，我不怪你，你安心走吧。”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2008年，父亲也去世了，我和姐姐一起给父母办了葬礼，葬礼上，姐姐哭着说：“爸，妈，对不起，是我不孝，是我错了，你们安心走吧，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兰兰，好好过日子。”

　　现在，我女儿也长大了，考上了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儿子也考上了济南的一所大学，日子过得很幸福。我和丈夫都退休了，每天在家带带孙女，逛逛公园，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有时候，我会想起1977年那个冬天，想起在陕北王家坳插队的日子，想起冒名顶替的风波，想起维权的辛苦，心里总会感慨万千。那段日子，虽然很苦，可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我知道，人生总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磨难，总会遇到不公平的事，可只要我们不放弃，勇敢面对，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

　　我也经常跟女儿和外甥说我当年的经历，告诉他们，做人要正直，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能贪图别人的东西，更不能伤害别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努力生活，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都点点头，说记住了，会像我一样，坚强、努力、正直地生活。

　　1977年的那场冒名顶替风波，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它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也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我感谢那段经历，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也让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现在，我过得很幸福，有爱我的丈夫，有优秀的女儿，有和睦的家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我很满足，也很感恩。

　　本文标题：77年，我冒名顶替姐姐去农村插队，谁知她却冒名顶替我上了大学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shenghuo/3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