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筱堂口述3:父亲未忘我是个继子,总有将小侍女收房作妾的念头

到十一岁,我仍然没有能专门学艺,只在课余由父亲教几句书词,让我背诵,也教我学坐台功。当时我很纳闷,张爷爷当着我的面要父亲教我说书,父亲为什么还送我进私塾念书,不让我随他进书场听书呢?说书人家的孩子都知道,上人一旦要你随他进场子听书,就是学书的开始,加上弟弟幼堂已"过海",我又急于摆脱周氏母亲的那双嫉恨的眼睛,很想早点学艺,早点出道,离开这位继母。我却根本不了解,父亲仍然在考察我,他现在不是怀疑我的记忆力和敏捷性,而是怕我性格太活,缺乏恒心和毅力。不过那时候他不这么说,只说:"我就怕他不精心,容易飘。"因此,他仍然催促我到朱掖臣老师那儿念书。此时,我已读完"四书",正学《左传》。我得感谢朱掖臣老师的谆谆教导,他逐字逐句地为我讲解课文,提高了我读书的兴趣,没有这种兴趣,是不可能认真读书的。正因为我上学时认真听讲,回家时能自习功课,而且在老师和父亲的严格督促下,写的毛笔字已经有点样子。因此,在父亲的头脑里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这个小东西虽调皮,念书倒还精心。"由此推断学书可能也会精心。他选徒的决心已下。在初春的一天,父亲正式通知我,上午到板井朱先生家念书,下午跟他到书场子里去。我真高兴,父亲教我学书了。我那时并没有多大志向,从未想到要去当官,只想子承父业。然而,就在我学书伊始,开始尝到坐台功的酸甜苦辣咸五味时,我捅了一个特大的漏子,差点断送了我的艺术生命。
事情发生在我家那位专替母亲洗烂腿的小侍女身上。她比我大几岁,住在我屋里。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汝杰,你睡觉时把门栓死了。"
"做吵?"我问。
"我怕"。
"好吵!"
我以为她怕贼,因为父亲晚上外出打牌,大门只上一道活门,父亲回来时,自己用一根薄铁钎伸进门缝挑拨,褪下活门进门。我当着她怕小偷也学父亲的挑门方法,撬门进我们住的厢房。所以在上好门门后,又用一个小凳抵在门缝口,小凳上放了一只美孚煤油空桶。我想,小偷就是进了大门,也休想进我的房,他只要推门,空油桶倒地,我就惊醒了。
到了半夜,我睡得正香,忽然煤油桶翻了,把我惊醒,我正想喊叫:"有小偷。"只听到周氏母亲尖着嗓子在她房内大声叫嚷:"作什么怪呀?不要脸!"接着,就听到父亲低低说话的声音和母亲哭泣。我简直被弄糊了,但小侍女却躲在被里吃吃地笑。我好奇地问她:"笑什么?"
"不许说话,再说明儿告诉先生。"
第二天,父亲盘问了小侍女,知道煤油桶是我放的,气得拍桌子大骂:"小畜生,太顽皮,把他老子叫来,领他回去。"
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又闯了大祸,却怎么也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
几天后,我的生母来了。她替我收拾了衣物,将我带出家门。我发现她眼里象冒火,走着骂着:"臭婊子,有本领自己养一个给我看看。"
半年以后,父亲又写信给生父,要我回去了。临走时,生父母一再叮嘱我:"你老子的事不要问,连看都不准看,你替我一心学书。"
等我回到父亲身边时,我发现父亲待我特别好,却不理母亲;又过了半年,他们亲热了,父亲便打发我回生父身边看望生父母。从十三岁到十六岁,如此来来去去,不下五次。我回家,必是父亲与母亲斗气之时;我离家,当然是父母和好之日。我成了父母的消气宝、和谐剂。而在这来来往往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窥探出父亲心中的隐秘。他脑子里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并不满足有个继子,他要一个没有"继"字的儿子。他可以给我父爱,而且也的确给了我父爱,但他总未忘记我是个继子,所以他才有将小侍女收房作妾的念头。煤油桶事件破坏了他的计划,加上周氏母亲的挑唆,使他一时气恼赶我出门。可在想有一个自己生的孩子这个问题上,他与周氏母亲之间存在着无法和解的矛盾,周氏母亲不可能给父亲生儿育女,父亲一旦娶妾,生下小孩,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要下降,所以她要千方百计阻止父亲的计划付诸实施。父亲在社会上是弱者,但在家中是权威,只要周氏母亲对他吵闹,他便拣她最受不了的事去办,我这个母亲眼中钉,就这么时而拔出,又时而"钉入"了。
父亲中年时代的这一风流艳事,在同道中一直受到批削,他们不能理解父亲。在那个时代,他是不可能摆脱封建伦理束缚的,又怎能超脱世俗观念?更何况此类事在旧社会司空见惯,只是树大招风而已。父亲除了在这个问题上有让人议论和攻讦的口实外,他一生不挣昧心钱,不落井下石,该说好的就说好,该说差的就说差,这些好的品质和以艺为命、毕生奋进的精神,才是后辈应该学习的。白璧微玷仍然是宝,再光滑的石头,终究是块石头。
我的学艺生涯,从表面上看是断断续续的,其实,它连贯得非常紧密。因为,我从十三岁以后,虽然往来于父亲和生父之间,但在父亲身边的时间为多,其次,即使短期去生父母身边,我的学艺生活也未断过。我的生父也是由祖父教传的,他为人憨厚、爽直,祖父特别喜爱他,对他授艺也更下功夫,不同的是,父亲在艺术上造诣深些,他同我生父从祖父那儿接受的书和坐台功的方法完全一样,所以,我到生父身边时,由生父代替父亲向我传艺,帮我学坐台功,一天未荒废过。我更多的是从父亲手上接受了艺术遗产。
父亲既决心教我书艺,我的生活规律便发生变化。每日清晨,就练坐台功,天天要还书,要象正式演出那样,有抑扬高下,紧慢起落,眼神手势。还完书后,继续进书房念书,下午随父亲进书场听书。散场后,父亲向我口传一遍书词,晚间自己再"坐台功"。虽然每天的课程安排得很紧,但不觉累。原因是现在吃得饱了,周氏母亲再不对我吆五喝六了。父亲是个严肃的艺术家,他把艺术当生命一样看待,不允许任何人干预他行艺、悟道、谈道、授艺。他教我的书,规定当天吃下肚,第二天还书。到时候,还不出书,那阵好打,今天的艺徒一次也受不了。因为父亲对艺徒的还书要求极严,所以在我"坐台功"时,他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周氏母亲很了解父亲的脾气,虽想折磨我,却也怕父亲,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在自己卧室里"坐台功","坐台功"几乎成了我免受她虐待的挡箭牌。她只要一叫唤:"汝杰哩,你做吵呀?"我回她:"坐台功哩!"她就不再开口了。
提起坐台功,父亲在他的《我的学艺经过和表演经验》一文中已经说了一些,那真是大苦差。对我来说,它却似"紧箍咒"只要父亲一提"这段书的台功,替我用心做做。"我的真魂就要出窍了。因为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明儿还书"。坐台功与还书是穿连裆裤的,"还书"必须"坐台功","坐台功"必须"还书"。为了"还书",我吃的那个苦太大了。
我学坐台功完全是套着父亲的脚步走的。作为艺术家,父亲比祖父有创造、有发展。祖父的书艺在他的同辈名家中不属顶尖,但作为艺术教育家,却是出类拔萃的。祖父在三十岁上收了个徒弟,不是自愿收的。他在泰兴茶馆说书,生意很好,泰兴是个小县分,没有什么好说书的去,我祖父其实在第三等的艺术上,泰兴这个地方听了也就欢喜的了不得。有个听客姓袁,是个瞎子,年龄比我祖父小九岁,相貌又不好,原来学的算命,也欢喜听《水浒》。因此,他想转业,找出当地的父老来向祖父要求,祖父说绝对不行,从来没有带过徒弟,自己还贪玩,还没有这个功夫,再听说是个瞎子,心里又不高兴。后来这个袁家父母又找出当地的董事来,来和祖父认真的谈了,还是不行。这个董事说,这个瞎子你如不收他,他一定是投河自杀,祖父心慈,不得已把他收下来,只收他二十块的敬师礼,办了一桌酒席,代他取了名字,叫袁锦堂。后来把他带回扬州。当时我们一家子都不满意,收这么个学生。
自此,祖父认真的教他。这个瞎子有一桩特长,记性极好,耳音又好,先生说一句,他学一句,什么喉音什么调,他总能学得起来,他嘴里有泰兴话,说扬州书非说扬州话不可,他到扬州六个月,嘴里的泰兴音、泰兴话就全部没有了,等于是一个扬州人了。但是有一个缺点,他的动作做得不对,手不会摆姿势,教他第一段是"武松打虎"起,由武松在景阳镇吃酒,一直教到武松来到景阳岗,还没有什么大困难,到了打老虎就有了姿势了,旁的地方的姿势还可以马虎点,打老虎的姿势,一点都不能够错,可是他连招手都不会,每每书上招手,他都是从后面招。到了打虎拳架子、有身段、有步法,这个老虎或着,或伏着,或是前爪趴住,后脚蹬住,摇头摆尾总有姿势,单是这个打老虎一段书足足教了有六个月。拳头怎么使法子,身段怎样摆法子,就照这样抓住手教,一个月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他演到这一段,人和老虎联系不起来,后来祖父急了没有办法,直接就打骂了,打了骂了也无效,祖母和袁锦堂同年,很舍不得他,每逢挨打挨骂,都来庇护。祖父就是性情暴燥不好,后来总算想出窍门来教了,拿张板凳做老虎,板凳头上用个竹子编个老虎头,板凳那一头用根二尺长的绳子编个尾子,板凳的四条腿,就是老虎的前爪后脚,叫他拿手摸,把这个头尾爪脚对他说明,武松和老虎对面,老虎上来,老虎的爪子如何扑法,武松见老虎扑来如何让法,应该让到老虎的那一边(就是凳板的那一边),用左手抓,如何抓法,抓住老虎时,武松的身段和步法应该让到是什么样子,用右拳举起来打老虎,怎样打法子。嘴里说住,手里就把他的身段摆住,摆成姿势。如此又是一个月,虽能演,但是,还是个不精美、不好看。所以前后教了六个月,演武松进景阳岗吃酒到把老虎打死,才算初步成功。他为何手上这样为难呢?他最后才告诉我祖父,他因为三岁出天花损的眼睛,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过,就是人说话,什么姿势也没有看见过,所以就在这一点上有大困难了,他自从把武松打虎这一段书学会以后,底下的什么书,就来得快些了。他出师后,登台演出在里下河一带的小镇市上。他就少了一双眼睛,其余说起来,听客都很爱他,都说他说得好。学到书中人物、学到那一个就象哪一个。他说的声调,隔住板壁听,就等于是祖父说书,演的姿势和有眼睛演的一个样子。他后来在里下河一带各县城很有名气。
祖父培育了父亲,使父亲从二十二岁后,纵横江淮,名噪半世。父亲的艺术功底,全靠祖父手把着手练成的。祖父根据传统的坐台功的要领,不仅向父亲传了书,还传了道,这个道便是"神出我心,情托己意"的表演原则。为了帮父亲求得这个道,他让父亲随行三年听"还魂书",悟道求神,后来又网开一面,把"千遍不变,万遍不改"的堂规,发展为"千遍不变体,万变不改是骨,衣冠鞋袜各类佩饰可以随季换,但切忌乱穿衣。"正是这些道经,才使父亲在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以后,根据自己的见解、情感,把原来只能说四十天的《武十回》,丰富发展到可说七十天,并从书中学到人生经验,又反过来运用这些经验去丰富和发展自己说的书。父亲书台前挂着一轴条幅,上书:"话说梁山语竟真,当年晁宋亦吾民,凭君小试生花舌,道出人间治乱因。"这是高邮老听众马世杰赠送的。听众对父亲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父亲完全按照祖父教他七岁学书时的方法教我坐台功,而且首先抬出那个"千遍不变,万遍不改"的家规来要我依样儿画葫芦。不同的是,他学书时才七岁,而我正式学书时已十三岁。加上弟弟幼堂随他学书二年,我听幼堂坐台功,都记熟了书词,所以开头的几段书,学得既快,还书也合规格。这一来我吃了大亏。父亲以为我多读了几年书,学得快,便给我开了快车。我挨打的次数便明显地增多了。
坐台功的第一要求是熟记书词,既然是"千遍不变,万遍不改",那就要求一句不错,一字不丢。但一句不错,一字不丢并不能说书。说书人还要在声腔语调、角色口吻、眼神手势上,恰如其分,也就是要会演。这里的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口里说的,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的口吻,语气要言如其人,声如其人,腔如其情;二是眼神手势身段方位要演出书词里的意。就是说,要象在书台上说书那样练功,象说书那样还书。这就不象上私塾向老师还书了。父亲又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创造了新的还书方法,不拘泥于现学现还,想要你还哪段书,书目一定,我必须开口就到,否则头上就要挨他一尺条子。他不吸旱烟,没有烟竿,特意找出一根祖传的海绵尺条,作责打我的轻刑具;如果我这天还不出书,他就掼"大刑"。所谓大刑,就是他拄手用的那根文明棍,一用文明棍,我必须自己褪下内外裤,光着屁股趴在长凳上让他出气。这种大刑也只徒有虚名,"还书"时我从未把他气苦,也未曾尝过文明棍。可是这种戒惧,的确能督促我用心。父亲对我用"大刑"只有一次,就是"偷吃狗食牛肉"时请出过这种"刑具",从十三岁被赶走再回到他身边后,我只吃小"生活"。我就是这样学书的,其流程图如下:
背词﹣﹣听书(听音腔语调,观眼神手势)-→描摹父亲说书一→还书。
这是蒙童描红式的学书方法,要求并不过严,然而,我才十三岁,父亲学书时,祖父只能说四十天的《武十回》,他还挨了多少次打,我学的是他已能说七十天的《武十回》,书词多了三十天,怎能不挨打,更何况父亲身边还有个容不得我的周氏母亲,他常常在父亲身边进谗言,"汝杰他爸爸,伢子要管啦!我以为他在房里坐台功哩,哪晓得他看闲书。"她这么一说,我只有拚命学,不给她找岔子。可岔子总是可以找到的。
就在我被赶出家门又被召回不久,天已很冷,我提前睡了觉。父亲看完牌回家,洗完脚,上了床,大概周氏母亲在他面前垫了话,父亲破例在上床后把我叫起来还书,我只有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搬张方凳,坐在父母床边。父亲躺在床上仔细听。在我说到金莲与武松关系时,书中有一句"大概他们叔嫂之间有了参商了",那"参商"二字我总记不得,只顺着前面一句话的意思,说成"难过"。父亲听到这里,拗起身高声骂道:"你胡嚼大头蛆啦!哪块来的难过呀?怕的你屁股痒得难过,要替你松松皮了。"
我按规矩又回过头来重说一遍,在说到"大概他们叔嫂之间有了 xx 时","难过"两个字不敢说了,就改成"不和",又被父亲臭骂一顿。我前后改用了"不睦"、"反目"、"口角"……唯独没想到"参商"二字。幸亏这天夜间很冷,父亲脱了衣服,没有爬起来打我,但却给我下了一道死命令:"想不出不要去睡觉,什么时候记起来了,自己去睡。"我既怕,又累,也捆,更冷,明明能想出这两个字,也无法回忆了。我说可以想得出,是因为我已读过《幼学琼林》,那里面就有"参商二星其出各不相见"这句话,先生句解的时候,说是人与人不和,如同天上的参星和商星,你出来,他隐掉,两下不同天,不照面。可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也想不出,又不敢打瞌睡,只有坐在父母的床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企图通过背诵,带出这两个字。一直重复到天色微明,父亲醒来,见我仍坐在床边,问我:"怎么没有去睡的呀"
"还没有想出来。"我胆怯地回答。
"墨浊!参商两个字被你吃下肚啦!"
父亲并没有打我,而是让我去睡觉。由此以后,我改变了学书的方法。我把紧要的、难记难懂的书词和赋赞,用经折抄记下来,放在口袋内,走路、上厕所,都捧在手上背诵、查看,这样,又经过一年,我已把《武十回》吃下肚。
尽管我学书速度快,但父亲似乎对我还不放心。直到一年以后,父亲的忘年挚友陈俊卿伯伯对我说:"小伙,你老子心里高兴啊!你学得不错。"我才知道,父亲当面对我狠,而在背后却夸赞我。我高兴得就差要跳起来。
陈俊卿对父亲丰富发展《水浒》这部书有很大的帮助。陈伯伯比父亲年长二十岁,从小就在衙门里当差,直到宣统皇帝退位,他才赋闲,在翠园桥那儿凭了私房。陈俊卿是个书迷,爱听王家的书,他听书与别的书客不同。别的书客既听又看,他只听。他在听的时候评理品味,散了场还欢喜找说书先生闲谈。他知识丰富,又肯谈,所以父亲结交了他,他也就成了我家的常客。父亲对他十分尊重,陈俊卿每次到我家来,父亲总要女佣做鸡蛋招待,重油重糖,给陈大大补养身体。吃过糖油蛋,他们各泡一壶龙井茶,坐在堂屋里谈山海经。有时候也让我在旁边听听。他谈的全是旧衙门里的事,老爷怎么弄钱,师爷怎么弄钱。所以,父亲能把《武十回》中的康文辩罪说得淋漓尽致。有时候父亲高兴起来,就要我说一段书给他听,他听后总摸摸我的头对父亲说:"伢子不错,伶牙俐齿,一脸的聪明样子,是个说书的料子,你多琢磨琢磨,将来也能做你的帮手。"父亲说:"聪敏是聪敏,就是太活,我怕他将来不精心。"当时我不太明白父亲为什么同这个老头儿要好,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向人家讨教学问,是学官场上的那些典章制度。所以我后来下海说书,陈俊卿虽然双目已失明,八十多岁的人了,还听我的书,指点我怎么说。我总记着父亲对陈俊卿说的那句话,他怕我头脑子太活,不精心,我也十三、四岁了,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我的个性偏偏又不认输,虽是自己的父亲,也要做给他看看。我一边学艺,一边默书词,买了许多空白经折子,把一段书一段书的大路子记下来,把书里的诗词赋赞抄下来,早上上学的时候,带去路上背,在私塾里念完书,借机会上厕所背;晚上回家,做完台功,躲在房里背。久而久之,被父亲发现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身边,什么话也不说,伸手就掏我的口袋,摸走了经折本子。他也不看,捏着经折的底边,在我面前掂了两掂,问:"什么东西?"
我吓得不知怎么回答。
"说呀!什么东西?"
我只好老实交代,"是抄的书。"
"什么书?"
"武十回。"
"武十回就这么一个经折子呀?"
"是大路子,还有诗词赋赞。"
"做什么?"
"有空的时侯就拿出来念念,有时候自己背词,忘记了拿出来对对。"
我以为这件事一定又惹父亲生气了,准备着挨打受骂,没想到父亲把经折递给我,说:"拿去。"
我才要接经折,他又缩回手,"莫忙,我看看。"说过,翻了翻经折,再递给我,"去念吧!"
我象得了大赦令,赶快躲进自己的房间,有意提高了嗓门,朗诵起诗词赋赞。我没想到从此以后,父亲对我更严格了。他开始给我排书,不但排书,还要替我拿字、拿腔、拿调、拿姿势。所谓拿字,就是按照字音的要求,吐得准确有力,不能含含糊糊,不能让音闷在喉咙里,那样叫音裹字、吃字,你自己觉得这个字吐出来了,书客听不清,或者听成另外的字音,把意思领会错了。记得有一次父亲教我念《虎赋》,我念得平,他立即打断我问:
"'好似巡山都太保'这一句你怎么念?"
我象背书似的念了一遍,父亲气得把桌面一拍,问:"你魂飞到哪块去啦?'都'字的气在什么地方?"
我不懂,他也不看我,继续往下说:"'都'字音是闷在里面的,稍微大意点,这个字就出不了唇,气出不了口,就被你吃下肚了,你的气往肚里走,书客听得到呀?!他们只听到'太保'两个字,'太保'前头是什么字吵?就要想了,他一想那个被你吃下肚的字,还有心思听你念赋呀?替我把耳朵竖起来听我念:"好似巡山都太保!"
父亲念的都字,是用丹田气,加重了音,带点拖音,'都''字唇间出气,'太'字从舌尖与舌面疾出,'保'字再张口吐韵,字字分清,力度很足。我学着他的用气吐字方法念了一遍,他点点头,说:"方法对了,声音嫌毛,要练,要替我练得象砂纸打过的,手帕手磨过那样,把字音字面磨光了,不起毛,才不刺耳。哪怕书客坐在你对面,不教他觉得炸耳,坐在最后排,字字听得清楚,可懂呀?"
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耐心、和气地教过我。从这时起,我开始由背书式的学艺,渐渐朝学习各种技巧的方面过渡了。按照我家祖上的规矩,我从"武松打虎"这一回排书,不是一段一段书排,而是一句一字排练,说到这一句,就要从咬字、吐字、发音、用气、偷气、换气、行腔、用调、板眼、分量上字字苛求。为了练这些功,也不知被父亲骂过多少次,打过多少巴掌,直到"武松打虎"这段书排得使父亲满意为止,父亲才把唇、喉、舌、颚、齿、鼻音、脑后音的运用方法对我讲了一遍,并对我说:"你念的书比我多,要学切音。我们家书上的官白全用中州韵。每个字都可以在《康熙字典》上找到切音法,再向你先生讨教讨教,把字音切准了,就能念得好,我吃亏就在于书念得少,全靠你祖太爷一个字、一个字拿准了的,花的功夫太大了。"
从这时起,我的经折本上又多了一项记录内容,我开始从《康熙字典》上翻查书中老爷、武松和官场上各式人等的官白用字的切音法,有时切不准,就听父亲念,请朱掖臣老师教,我渐渐地掌握了说的技巧,并开始练眼神手势。如果说十三岁坐台功是打基础,那只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习艺,就象在私塾里练毛笔字,开始只能描红,那种粗细不均、长短不一、不合规格的描红。现在父亲给我排书,就不是初期的描红了,他要求我描红时,墨要匀,笔划要准确,不能出红,也不能露红,要同他说的和演的一样,在语音语气上份量要相当,缓急要适宜,在眼神手势身段上,尺寸要到扣,轻重要有度。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打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花在我身上的功夫越来越多了。我也意识到,我今后的前程已定,我将要成为王家的第三代说书人。
有一天,陈俊卿又到我家来,碰巧父亲不在家,周氏母亲下厨房招呼女佣做鸡蛋汤去了,陈大大笑着对我说:"乖乖儿,你能有今日不容易啊!你老子心里喜欢你,他原初想让你上学,看到你在经折子上记赋赞,晓得你有心机,才认真传艺给你,你要精心学呀!"
经过这么一提,我才知道父亲近一年对我抓得这么紧的秘密。他这时已四十二岁,眼看着周氏母亲已不可能生育,他对我的希望也更大了。他不是不想有个亲生的儿子,而是想到他身上的艺,只有传给我,才不会失传。他是个把艺术当着生命的人,一理解到这一点,我学艺的自觉性也提高了。当时还有一种思想在指导我刻苦练艺,我希望尽快"过海",独立生活。

王筱堂(1918—2000),原名汝杰,江苏扬州人,现代扬州评话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出身扬州评话世家,9岁随父王少堂学艺,15岁登台演出,为“王派水浒”第三代传人,擅演《武松》《宋江》等书目。1957年获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优秀表演奖。除传承传统书目外,还创作并演说现实题材新书。1990年口述出版传记《艺海苦航录》,记录家族四代评话艺术历程;1995年整理出版濒临失传的长篇书目《后水浒》。曾在《曲艺》《艺术世界》等刊物发表《石秀探庄》《志在武松一部书》等评书片段及回忆文章。1950年起历任镇江市曲艺团团长、政协常委等职。
本文标题:王筱堂口述3:父亲未忘我是个继子,总有将小侍女收房作妾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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