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夜宿寡妇家，天亮后她竟堵住门：昨晚的事你必须负责！

　　一九八五年，秋老虎还赖在天上不走，把地面烤得滋滋冒油。

　　我叫陈进，二十二岁，是市里红星机械厂的技术员。

　　刚给青山镇的罐头厂修好一台从德国进口的封装机，厂长握着我的手，跟摇一个巨大的招财猫似的，上下晃个不停。

　　“陈师傅！真是神了！我们厂里几个老师傅捣鼓了半个月，愣是没弄明白，你一来，半天就给解决了！”

　　我嘴上谦虚着“凑巧，凑巧”，心里那点年轻人的虚荣心，早就跟炉子里的火苗一样，蹿得老高。

　　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指针已经指向了下午四点半。

　　我得走了。

　　“李厂长，我得赶五点半最后一班回市里的车。”

　　“哎呀，这……吃了饭再走嘛！我让食堂给你炒两个硬菜！”

　　我摆摆手，背上帆布工具包，那里面装着我吃饭的家伙，也装着我作为一个城里技术工人的全部骄傲。

　　“不了不了，厂里明天还有事。”

　　李厂长一路把我送到镇口，非要塞给我两条他们厂刚生产出来的黄桃罐头，沉甸甸的，玻璃瓶身上还带着温度。

　　我拗不过，只好收下。

　　去车站的路是一条土路，两边的白杨树叶子被灰尘蒙着，无精打采。

　　我心里盘算着，回到市里，先去澡堂子泡个热水澡，然后去国营饭店要一盘酱骨架，二两白酒。

　　美。

　　这么一想，脚下的步子都轻快了不少。

　　可生活这东西，就喜欢在你最得意的时候，从背后给你一闷棍。

　　我紧赶慢赶，跑到镇上那个简陋得像个草棚的汽车站时，正好看见一辆绿皮大巴的屁股，突突地冒着黑烟，像一头笨拙的巨兽，慢悠悠地拐过街角，消失不见。

　　售票窗口里，一个大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同志，下一班车呢？”我扒着窗口问，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

　　大婶眼皮都没抬，“没了，最后一班，刚走。”

　　我的心，咯噔一下，跟那两瓶罐头一起，直往下沉。

　　“那……那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明天早上六点，头一班。”大婶说完，“哐当”一声，把木头窗板给关上了。

　　我彻底傻了。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镇上稀稀拉拉亮起了几盏昏黄的路灯，光晕里全是飞舞的蚊虫。

　　我一个外地人，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能去哪？

　　回罐头厂？

　　李厂长家倒是在镇上，可我刚才那股“城里人”的派头端得太足，现在灰溜溜地回去求人收留，面子上实在挂不住。

　　我蹲在车站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点了根烟。

　　烟是“大前门”，呛人得很，可烟雾缭绕里，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好像能找到一点藏身之处。

　　一个晚上，怎么熬？

　　镇上有个小旅馆，我刚才路过瞅了一眼，门口挂的牌子都歪了，窗户上糊的报纸破了好几个洞，看着就不怎么安全。

　　我一个大小伙子，倒是不怕什么，可工具包里那些进口的扳手、螺丝刀，比我这个人还金贵，要是丢了，我回厂里没法交代。

　　正发愁，一双布鞋停在我面前。

　　抬头一看，是罐头厂的王会计，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瘦瘦的，戴副眼镜，看着挺斯文，但眼神里总透着一股精明。

　　“哎哟，这不是陈师傅吗？怎么还在这儿？”

　　我尴尬地站起来，掐了烟，“王会计，我……错过车了。”

　　他“哦”了一声，拉得老长，目光在我身上和我脚边的工具包上来回打量。

　　“那可麻烦了，镇上那小旅馆，乱得很，前两天还丢了东西。”

　　他这话，正好戳中我的心事。

　　我没吭声，等着他下文。

　　“这样吧，”他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干净，也安全。”

　　我眼睛一亮，“那太谢谢您了！”

　　“别客气，都是为公家办事嘛。”他摆摆手，话锋一转，“就是……地方有点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

　　他压低了声音，凑过来说：“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家，当家的前两年在南边……没了，就剩孤儿寡母的，家里空着间屋子，你去住一晚，给她几个钱，也算帮衬帮衬。”

　　寡妇家。

　　这三个字像块石头，砸在我心里，荡起一圈说不清道不明的涟漪。

　　八十年代的乡镇，风言风语比什么都厉害。我一个年轻小伙子，住进寡妇家，这传出去……

　　我有点犹豫。

　　王会计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陈师傅，你想哪儿去了？人家是烈士家属，正派得很！再说了，就一个晚上，天一亮你就走了，谁知道？”

　　他最后一句话，说服了我。

　　是啊，就一个晚上。

　　我跟着王会计，穿过几条黑漆漆的小巷。

　　巷子很窄，两边的墙壁斑驳，能闻到一股潮湿的苔藓味和家家户户飘出来的煤烟味。

　　狗叫声此起彼伏。

　　最后，我们在一个挂着小灯笼的院门前停下。

　　灯笼的光很弱，勉强照亮了门楣上“光荣之家”四个烫金大字，只是那金色已经有些剥落了。

　　王会计上前敲了敲门。

　　“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警惕。

　　“素梅，是我，你王哥。”

　　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张女人的脸露了出来。

　　昏黄的灯光下，我看不真切她的长相，只觉得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星星。

　　她就是苏梅。

　　王会计侧着身子，把我让了出来。

　　“素梅，这是市里机械厂的陈师傅，来咱们镇上帮忙的，错过了末班车，想在你这儿借住一晚。”

　　苏梅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审视，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我赶紧从兜里掏出工作证，“大姐，您好，我叫陈进。”

　　她没接我的工作证，只是点了点头，把门完全打开了。

　　“进来吧。”

　　王会计把我送进院子，跟苏梅又小声交代了几句，大意是“陈师傅是好人”“你放心”之类的话，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好像生怕被人看见。

　　院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

　　角落里种着几株月季，虽然天黑，但还能闻到淡淡的香气。

　　正对着院门的是三间砖瓦房，中间是堂屋，亮着灯。

　　“进来坐吧。”苏梅说。

　　我跟着她走进堂屋。

　　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靠墙立着一个老式的柜子。

　　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张黑白遗像。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军装，很年轻，眉眼英挺，嘴角带着笑。

　　他应该就是苏梅的丈夫。

　　一个穿着小背心、小裤衩的男孩从里屋跑了出来，大概四五岁的样子，怯生生地躲在苏梅身后，只露出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我。

　　“亮亮，叫叔叔。”苏梅摸了摸他的头。

　　小男孩没做声，把脸埋得更深了。

　　“别怕，叔叔不是坏人。”我从帆布包里掏出一瓶黄桃罐头，递过去，“小朋友，这个给你吃。”

　　亮亮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但他没敢接，抬头看着他妈妈。

　　苏梅的脸上闪过一丝窘迫，“陈师傅，你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

　　“没事，罐头厂李厂长送的，我一个人也吃不完。”我把罐头放在桌上。

　　气氛有些尴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似乎也不善言辞。

　　“你……还没吃饭吧？”她先开了口。

　　我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

　　“还没。”

　　“你等着，我给你下碗面条。”

　　她说着就进了旁边的小厨房。

　　很快，厨房里就传来了切葱花和烧水的声音。

　　亮亮大概是抵挡不住罐头的诱惑，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把桌上的罐头抱进怀里，然后又偷偷看我一眼，跑回了里屋。

　　我坐在长凳上，环顾着这个家。

　　家徒四壁，但一尘不染。

　　桌子被擦得能照出人影，地上的青砖也扫得干干净净。

　　墙角放着一个针线笸箩，里面有各色的线团和顶针。

　　这是一个女人的家，一个勤劳、坚韧的女人的家。

　　我的心里，对她生出几分敬意。

　　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

　　一碗普普通通的手擀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撒着碧绿的葱花，还滴了几滴香油。

　　“家里没什么好东西，你将就着吃。”她说。

　　“太好了，谢谢大姐。”

　　我真是饿坏了，抄起筷子就大口吃了起来。

　　面条很筋道，汤头很鲜。

　　我吃得呼噜作响，有些不好意思，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就坐在我对面，安安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情绪，像是怜悯，又像是……寂寞。

　　“慢点吃，别噎着。”她说。

　　我点点头，放慢了速度。

　　一碗面下肚，浑身都暖和了。

　　“大姐，住宿费多少钱？我先给你。”我从口袋里掏钱包。

　　她连忙摆手，“不用不用，一顿饭一个住处而已，谈什么钱。”

　　“那不行，王会计都说了……”

　　“王哥就是爱多事。”她打断我，“你要是真过意不去，明天走的时候，帮我把院子里那口水缸挪个位置就行，太沉了，我一个人弄不动。”

　　我松了口气，“行，没问题！”

　　吃完饭，她收拾了碗筷。

　　“你住西屋吧，我给你铺床。”

　　西屋就在堂屋隔壁。

　　她进去点亮了煤油灯，我跟了进去。

　　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

　　床上的被褥是新的，带着一股阳光和皂角的味道。

　　“被子是前两天刚拆洗过的，干净。”她一边铺床，一边说。

　　昏暗的灯光下，她的侧脸显得很柔和。

　　她不算顶漂亮的那种女人，但眉眼很清秀，皮肤是乡下人常见的健康的小麦色。

　　因为常年劳作，她的手有些粗糙，但十指修长。

　　我注意到，她说话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铺好床，她站起身，“那你早点休息吧，我就在东屋，有事你叫我。”

　　“好，谢谢大姐。”

　　她转身要走。

　　“大姐！”我鬼使神差地叫住了她。

　　她回过头，眼里带着询问。

　　我指了指墙上的遗像，“那是……你爱人？”

　　问出口我就后悔了，这简直是在揭人伤疤。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又放松下来。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快步走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床板有点硬，但很干净。

　　隔壁东屋，传来她低声哄亮亮睡觉的声音，很温柔。

　　再后来，就没了动静。

　　夜，静得可怕。

　　只能听到窗外秋虫的鸣叫，和自己心脏“怦怦”的跳动声。

　　我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像做梦一样。

　　想着苏梅那双躲闪又明亮的眼睛，想着她端上面条时微微泛红的脸颊。

　　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守着一栋空荡落的房子，守着一张遗像，日子该有多难熬。

　　我心里，莫名地有些发堵。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外面突然刮起了大风。

　　风卷着沙石，把窗户吹得“噼里啪啦”响。

　　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把屋里照得惨白。

　　“轰隆——”

　　一声炸雷，好像就在房顶上响起。

　　我被吓得一个激灵，彻底醒了。

　　“哇——”

　　隔壁传来了亮亮的哭声。

　　“亮亮别怕，妈妈在，打雷呢。”是苏梅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看来，她也怕。

　　雨，瓢泼似的倒了下来，砸在屋顶的瓦片上，像有千军万马在奔腾。

　　屋里，也开始漏雨了。

　　一滴，两滴，滴在我的脸上，冰凉。

　　我赶紧起身，把床往里挪了挪。

　　就在这时，堂屋的门响了。

　　是苏梅。

　　她披着件衣服，端着一盏煤油灯走了进来。

　　“陈师傅，你屋里漏雨没？”

　　“漏了，不过没事，我躲开了。”

　　她看了一眼地上的水渍，一脸歉意，“这老房子，一到下雨天就这样，真对不住你。”

　　“没事没事，大姐你快回去吧，别着凉了。”

　　她没走，犹豫了一下，说：“雨太大了，我……我有点怕，亮亮也吓坏了，你……能不能去堂屋坐会儿？等雨小点再睡。”

　　她的声音里，带着请求。

　　我看着她，在跳动的烛火下，她的脸显得那么无助。

　　我无法拒绝。

　　“好。”

　　我跟着她来到堂屋。

　　亮亮已经不哭了，但小手紧紧抓着苏-梅的衣角，大眼睛里满是惊恐。

　　苏梅让他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

　　“叔叔在这儿，别怕。”她对儿子说。

　　亮亮看了看我，似乎觉得我这个陌生男人能带来一些安全感，慢慢放松下来。

　　外面的风雨更大了。

　　一道道闪电，把窗户纸映得雪亮。

　　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张八仙桌，守着一盏豆大的煤油灯，谁也不说话。

　　这种感觉很奇妙。

　　好像我们是被世界遗忘的孤岛。

　　“你……是城里人吧？”良久，她轻声问。

　　“嗯，市机械厂的。”

　　“城里，是不是很热闹？”

　　“还行吧，晚上街上都有路灯，不像这儿，一到晚上就黑漆漆的。”

　　“真好。”她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向往。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雨声，成了唯一的背景音。

　　“你爱人……他……”我又一次没管住自己的嘴。

　　这次，她没有回避。

　　她抬起头，目光落在墙上的遗像上，眼神一下子变得很远，很远。

　　“他叫李建国，是我的中学同学。”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个很久远的故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去当兵，说好了，等他回来，我们就结婚。”

　　“他给我写了很多信，说部队的生活，说南方的木棉花，说他想我。”

　　“后来，信断了。”

　　“再后来，部队的人送来了这个。”她指了指柜子上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国旗，和一个三等功的军功章。

　　“他们说，他很勇敢。”

　　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哭，但眼圈红了。

　　我能想象，一个年轻的姑娘，收到这个消息时，天塌下来的感觉。

　　“那时候，我已经有亮亮了，刚三个月。”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她苦笑了一下，“就这么过来的呗，白天去队里上工，晚上回来带孩子，缝缝补补。村里人……也帮衬着点。”

　　她顿了顿，继续说：“就是……闲话多。”

　　我懂。

　　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门前的是非，肯定少不了。

　　“总有人觉得，我一个女人家，过不下去，想给我介绍对象。”

　　“还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晚上喝了点酒，就来敲我家的门。”

　　她说到这里，身体不自觉地抖了一下。

　　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让我来堂屋坐着。

　　她怕的，不只是打雷。

　　更是那些潜伏在黑夜里的恶意。

　　我一个大男人在这里，对那些人，本身就是一种震慑。

　　一股怒火，从我心底烧起来。

　　“这帮混蛋！”我低声骂了一句。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意外，也有些感激。

　　“你是个好人。”她说。

　　我脸一红，“我……我什么都没做。”

　　“你肯住到我家里来，就是好人。”她认真地说。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亮亮不知什么时候，靠在她怀里睡着了。

　　雨，渐渐小了。

　　雷声也远了。

　　屋子里，只剩下雨水滴滴答答的声音，和我们两个人轻轻的呼吸声。

　　煤油灯的油，快要耗尽了，火苗“噼啪”地跳动着。

　　“天快亮了，你去睡会儿吧。”她说。

　　我摇摇头，“不困。”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

　　她给我讲了很多李建国的事，他们小时候怎么一起掏鸟窝，下河摸鱼。

　　他当兵走的时候，怎么在火车站跟她保证，一定会回来娶她。

　　她讲得很细，好像那些事就发生在昨天。

　　我静静地听着。

　　我发现，当她讲起这些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是有光的。

　　那是一种被爱过的女人，才有的光。

　　我突然很嫉妒那个叫李建国的男人。

　　他虽然不在了，却永远活在这个女人的心里。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雨，停了。

　　鸡叫了。

　　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我去做早饭。”她站起身，把睡熟的亮亮抱回了屋。

　　我走到院子里，深吸了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

　　泥土的芬芳，混着淡淡的花香，让人心旷神怡。

　　那口她让我帮忙挪的水缸，已经蓄满了水。

　　我走过去，试了试。

　　很沉。

　　我脱掉上衣，扎了个马步，气沉丹田，猛地一用力。

　　“嗨！”

　　水缸被我抱了起来。

　　我把它挪到了屋檐下，这样下次下雨，就能直接接到雨水了。

　　苏梅从厨房出来，看到这一幕，愣住了。

　　“你……你力气真大。”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阳光，正好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我身上。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英雄。

　　早饭是玉米糊，配着她自己腌的咸菜，还有几个热腾腾的白面馒头。

　　我吃得很香。

　　吃完饭，我就该走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塞给她。

　　“大姐，这是住宿费和饭钱，你一定要收下。”

　　她推辞着，不要。

　　“你要是不收，我心里过意不去，以后……以后就没脸再来了。”我急了，话脱口而出。

　　她听到“再来”两个字，手顿住了，脸也红了。

　　她低下头，小声说：“那……我就收下了。”

　　我背上工具包，走到门口。

　　她和亮亮送我。

　　亮亮手里还抱着那个没开的罐头瓶，他看着我，小声说了一句：“叔叔，再见。”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摸了摸他的头，“亮亮再见。”

　　我又看向苏梅。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只说了一句：“大姐，我走了。”

　　“路上，慢点。”她说。

　　我转过身，大步朝车站走去。

　　我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

　　坐上回城的汽车，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白杨树，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脑子里，全是苏梅的影子。

　　她柔弱又坚强的样子，她讲起丈夫时眼里的光，她在雷雨夜里无助的眼神。

　　我知道，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回到市里，回到工厂，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每天上班，下班，跟同事们吹牛，打牌。

　　厂里的大妈们，热心地要给我介绍对象。

　　“小陈啊，我们车间的刘英怎么样？人长得白净，又是城市户口。”

　　“还有仓库的王燕，她爸可是后勤的主任！”

　　我总是笑着，一一婉拒。

　　她们都说我眼光高。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好像丢在了那个叫青山镇的小地方。

　　丢在了那个挂着“光荣之家”牌子的农家小院里。

　　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一个叫苏梅的女人的身影。

　　我开始失眠。

　　一闭上眼，就是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们守着一盏快要熄灭的煤油灯，她给我讲着她和另一个男人的故事。

　　我竟然一点都不嫉妒，只觉得心疼。

　　我像着了魔一样。

　　半个月后，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跟车间主任请了一天假，说家里有事。

　　然后，我揣着我半个月的工资，去百货大楼，给亮亮买了一个铁皮小火车，又给苏梅扯了两尺的确良布料。

　　那个年代，的确良可是好东西。

　　我坐上了去青山镇的头班车。

　　一路颠簸，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

　　她……会怎么看我？

　　会不会觉得我太唐突？

　　会不会把我赶出来？

　　车到站了。

　　我凭着记忆，穿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小巷，找到了那个院子。

　　院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

　　苏梅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两截藕段似的小臂。

　　亮亮就在她脚边玩泥巴。

　　听到门响，她抬起头。

　　看到是我，她手里的棒槌，“咣当”一声，掉进了盆里，水花溅了她一身。

　　她愣住了，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

　　“你……你怎么来了？”

　　我提了提手里的东西，咧嘴一笑，“我……我路过，顺便来看看你们。”

　　这个借口，蹩脚得连我自己都想笑。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圈，慢慢地红了。

　　那天，我没有走。

　　我留下来，帮她把院子里的杂草都拔了，又把有点漏水的屋顶，用新买的油毡布给补了补。

　　中午，她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饭。

　　有红烧肉，有炒鸡蛋。

　　她说，快赶上过年了。

　　吃饭的时候，她一直给我夹菜，把我的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她不怎么说话，就是看着我笑。

　　那笑容，像春风，把我心里的那点忐忑，吹得一干二净。

　　下午，我教亮亮玩那个铁皮小火车。

　　小家伙高兴得满院子跑。

　　苏梅就坐在屋檐下，纳着鞋底，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那一刻，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疯狂又坚定。

　　我想留下来。

　　我想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笑容。

　　我想保护这对母子，不再让他们受任何欺负。

　　临走的时候，我把剩下的钱，都塞给了她。

　　这次，她没有拒绝。

　　“陈进，”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还会来吗？”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会，我一定会再来。”

　　从那以后，我每个周末，都会坐车去青山镇。

　　我把我的工资，分成三份。

　　一份寄回家里，一份自己留着零用，最大的一份，用来给她们母子改善生活。

　　我给亮亮买故事书，买新衣服。

　　给苏梅买她舍不得买的雪花膏，买暖和的毛线。

　　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镇上开始有流言蜚语。

　　说那个城里来的技术员，看上了李建国的媳妇。

　　说苏梅一个寡妇，不守本分，勾搭男人。

　　话，说得很难听。

　　有一次，我正好撞见村口的几个长舌妇在嚼舌根。

　　我冲上去，跟她们吵了起来。

　　我一个城里人，吵架哪是她们的对手。

　　她们唾沫横飞，说的话越来越难听，甚至开始问候我父母。

　　我气得浑身发抖，攥紧了拳头。

　　就在我快要忍不住动手的时候，苏梅来了。

　　她把我拉到身后。

　　她看着那几个女人，眼神冰冷。

　　“我家的事，轮不到你们管！”

　　“我苏梅，没偷没抢，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陈进是我家的客人，是我请来的！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去镇上派出所告你们！”

　　她从来没有这么大声说过话。

　　那几个女人被她的气势镇住了，灰溜溜地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看着她挺得笔直的背影，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愧疚。

　　“苏梅，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她转过身，看着我。

　　“不怪你。”她说，“就算没有你，她们也一样会说。我早就习惯了。”

　　我看着她故作坚强的样子，心疼得无以复加。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

　　“苏梅，嫁给我吧。”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住了。

　　她也愣住了，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呆地看着我。

　　“你……你说什么？”

　　“我说，嫁给我！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子！我不想再看你受人欺负了！”我鼓起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大声说道。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拼命地摇头。

　　“不行，不行的……陈进，你是个好人，你不能被我拖累。”

　　“我不是黄花大闺女，我还带着个孩子，我配不上你。”

　　“你是城里人，有大好的前途，不能毁在我身上。”

　　她越说，哭得越厉害。

　　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我喜欢你，我想跟你过一辈子，这就够了！”

　　“别人的眼光，我不在乎！我的前途，我自己说了算！”

　　她在我的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知道，她心里那些年积攒的委屈，都随着眼泪，流了出来。

　　那一天，她没有答应我。

　　也没有拒绝我。

　　我知道，她在害怕。

　　怕我的父母不同意，怕世俗的眼光，也怕……对不起那个叫李建国的男人。

　　我没有逼她。

　　我回了市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

　　我辞职了。

　　在那个铁饭碗比天大的年代，我这个决定，无异于自毁前程。

　　厂长找我谈话，语重心长。

　　“小陈啊，你年轻，有技术，是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可不能一时冲动啊！”

　　父母在电话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你是不是疯了！好好的铁饭碗不要，你要去干什么？”

　　我谁也没有理会。

　　我拿着我工作几年攒下的一点积蓄，加上从朋友那儿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在市郊租了个小门脸。

　　我要自己干。

　　我要开一个电器维修铺。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大江南北。

　　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这些“大件”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

　　这些东西金贵，坏了舍不得扔，维修，是个大有可为的行当。

　　我的技术，是厂里数一数二的。

　　我相信，我饿不死。

　　我更想证明给苏梅看，也证明给我自己看。

　　我陈进，就算没有铁饭碗，一样能靠自己的双手，给她和孩子一个安稳的家。

　　创业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起初，根本没人知道我这个小铺子。

　　我一天到晚，就坐在店里，等生意上门。

　　有时候一整天，都开不了张。

　　晚上，我就睡在店里的阁楼上，啃着冰冷的馒头，就着白开水。

　　有好几次，我都想过放弃。

　　但是一想到苏梅和亮亮，一想到她们在等我，我就又浑身充满了力量。

　　为了招揽生意，我印了很多小广告，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满大街地去贴。

　　我还推出了“上门服务”“修不好不收钱”的承诺。

　　慢慢地，我的小店开始有了名气。

　　我的技术好，收费公道，人又实在。

　　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半年后，我还清了所有债务。

　　一年后，我攒下了一笔钱。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我带着我全部的积蓄，还有我买的一台崭新的14寸“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再一次来到了青山镇。

　　我再一次，站在了苏梅的面前。

　　这一次，我没有多说什么。

　　我只是把存折和电视机票据，放在了她面前的八仙桌上。

　　“苏梅，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们了。”

　　“嫁给我。”

　　她看着桌上的东西，又看了看我。

　　我比一年前，黑了，也瘦了。

　　但我的眼神，比任何时候都坚定。

　　她哭了。

　　这一次，不是委屈的泪水，是感动的泪水。

　　她点了点头。

　　“我……我跟你走。”

　　我们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我只是去民政局领了一张证，然后把她们母子，接到了市里。

　　我把亮亮的名字，改成了陈亮。

　　我把他当成我的亲生儿子。

　　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那个维修铺的阁楼上。

　　地方很小，但很温暖。

　　每天早上，我被饭菜的香味叫醒。

　　苏梅已经做好了早饭。

　　我们一起送亮亮去上学。

　　然后她回店里，帮我打扫卫生，整理工具。

　　我出去跑业务，维修电器。

　　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看那台黑白电视机。

　　日子，虽然清贫，但我们都很开心。

　　苏-梅是个好女人。

　　她勤劳，善良，把我的生活照顾得井井有条。

　　她从不问我生意上的事，但总会在我最累的时候，给我端上一杯热茶。

　　她话不多，但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爱和依赖。

　　我知道，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那个错过末班车的夜晚，选择借宿在她家。

　　后来的故事，就简单了。

　　我的维修铺，越做越大。

　　从一个小门脸，变成了一个大商行。

　　从只修家电，到开始卖家电。

　　我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成了市里第一批“万元户”。

　　我们搬了新家，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亮亮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后来出国留学，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和苏梅，也有了我们自己的女儿。

　　女儿的名字，是我起的，叫陈念。

　　思念的念。

　　我知道，苏梅的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留给那个叫李建国的男人。

　　我从不介意。

　　是他，教会了她什么是爱。

　　而我，只是幸运地，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我和苏梅，都老了。

　　我们的头发，都白了。

　　我们经常会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晒着太阳，回忆起过去的事。

　　我们总会聊起那个一九八五年的秋天。

　　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你说，要是那天，你赶上了末班车，会怎么样？”她总会笑着问我。

　　我握紧她那双早已不再光滑的手，看着她眼角的皱纹。

　　“那我会后悔一辈子。”

　　是啊，我会后悔一辈子。

　　那一夜，改变了我的一生。

　　它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铁饭碗，不是什么城市户口，不是别人的眼光。

　　而是，当你遇到那个让你心疼，让你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时，你有没有勇气，去抓住她。

　　我很庆幸。

　　那一年，我错过了末班车。

　　却搭上了，通往幸福的，唯一那趟列车。

　　本文标题：85年夜宿寡妇家，天亮后她竟堵住门：昨晚的事你必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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