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泼水到我身上全家看笑话，我打了个电话，次日小叔子工作没了

　　那盆水泼过来的时候，带着隔夜的茶叶渣和洗碗水的油腻，冰凉刺骨地浸透了我的毛衣。

　　婆婆端着空盆，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

　　丈夫低头刷手机，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小叔子哧哧地笑出声，公公正慢条斯理地剔着牙。

　　这是我嫁进周家的第三年，也是我忍气吞声的第一千零九十五天。

　　但就在那一瞬间，我摸到了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名片，上面的烫金字体在昏暗灯光下微微反光。

　　我浑身湿透地走进寒冬的夜色，拨通了那个从未拨打过的号码。

　　“爸，”我对着电话那头颤抖着说，“我受够了。”

　　第二天早上，市审计局和国资委的联合工作组，同时进驻了公公和小叔子的单位。

　　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水顺着发梢往下滴。

　　一滴，两滴，在地板上晕开深色的痕迹。

　　茶叶梗粘在我的额头上，带着隔夜普洱的腐朽气息。

　　婆婆王秀英把搪瓷盆“哐当”一声扔回水池，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那动作轻松得像刚浇完花。

　　“哎哟，没看见，”她拖长了调子，“我还以为是脏水桶呢。”

　　谎话说得漫不经心。

　　这盆水从她端起到泼出，瞄准了整整三秒。

　　我丈夫周伟斌终于从手机屏幕上抬起眼，瞥了我一下，又低下头去。

　　“去换件衣服。”他说。

　　好像我只是不小心被雨淋了。

　　小叔子周伟民翘着二郎腿，嘴里磕着瓜子，噗一声把瓜子壳吐到我脚边。

　　“嫂子这造型不错，”他咧着嘴，“落汤鸡，时髦。”

　　公公周福海坐在主位的藤椅上，终于剔完了牙。

　　他用牙签指了指我：“还站着干啥？地上都弄湿了，赶紧拖了。”

　　厨房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的影子在墙上张牙舞爪。

　　我低头看着自己。

　　米白色的高领毛衣，是省了一个月午餐钱买的，现在紧紧贴在身上，染着黄褐色的水渍。

　　灰色毛呢裙下，小腿在颤抖。

　　不知道是冷，还是别的什么。

　　“我去换衣服。”我说。

　　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转身时，我听见婆婆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娇气。”

　　楼梯很窄，每一步都吱呀作响。

　　这栋老式单元房是公公单位九十年代分的，墙皮斑驳，角落里总有扫不净的霉味。

　　我的卧室在二楼拐角，不到十平米，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衣柜就满了。

　　周伟斌跟着上来了。

　　他靠在门框上，看着我脱掉湿透的毛衣。

　　“妈不是故意的。”他说。

　　我停下动作，看着他。

　　“她眼睛不好，”周伟斌避开我的视线，“你以后躲着点。”

　　三年了。

　　从结婚第一天起，我就是这个家里的透明人，然后是出气筒，现在是“脏水桶”。

　　婚礼那天，婆婆就当着我娘家亲戚的面说：“城里姑娘就是娇贵，以后得好好磨磨性子。”

　　当时我以为只是长辈的唠叨。

　　后来才知道，那是宣战书。

　　第一年，我承包了所有家务，婆婆嫌我地拖得不干净。

　　第二年，我工资卡“自愿”上交，用于“家庭共同开支”，自己连买卫生巾都要伸手要钱。

　　今年，我每天下班回家要做七口人的饭，洗七口人的衣服，晾衣服时婆婆会特意检查内裤有没有搓干净。

　　而周伟斌，我的丈夫，永远只有一句话：“忍忍，妈年纪大了。”

　　我套上旧家居服，手指在口袋里触到一张硬纸片。

　　掏出来，是张名片。

　　纯白卡纸，黑色字体，右下角一行烫金小字：远航集团董事长，苏国华。

　　名字下面，是手写的一串号码。

　　字迹苍劲有力。

　　三个月前，我在市图书馆偶然帮助了一位突发头晕的老人。

　　他脸色蜡白，我扶他坐下，给他倒了温水，一直陪到他的司机赶来。

　　老人离开前，塞给我这张名片。

　　“小姑娘心善，”他说，“以后有难处，打这个电话。”

　　我从未想过真的会打。

　　毕竟，远航集团是市里的龙头企业，董事长苏国华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本地新闻里。

　　那样的人，和我的世界隔着千山万水。

　　但此刻，这张名片在我手中微微发烫。

　　楼下传来婆婆尖锐的笑声，她在讲我上周打碎一个碗的“壮举”，全家附和着笑。

　　周伟斌下楼去了，加入那片笑声。

　　我坐在床沿，湿头发贴在脖子上，冰冷。

　　手指摩挲着名片边缘。

　　然后，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没想到的事。

　　我把名片小心翼翼藏进袜子底层，塞进抽屉最深处。

　　不是今天。

　　还不是时候。

　　第二天是周六，但我必须六点起床。

　　婆婆的规矩：休息日要比上班日起得更早，因为“家务更多”。

　　厨房里，公公已经在喝早茶。

　　他退休前是市水利局的办公室主任，虽然退了，架子比谁都大。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一壶浓茶，一份报纸，要安静。

　　所以我必须在他下楼前，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烧好水，泡好茶，茶叶不能多不能少。

　　“小秦，”公公眼皮都没抬，“今天的茶淡了。”

　　“我重泡。”我说。

　　“算了，将就。”他挥挥手，像打发佣人。

　　七点，婆婆下楼，第一件事是检查冰箱。

　　“昨天买的排骨少了二两，”她转头看我，眼睛像探照灯，“你是不是偷着给你妈送去了？”

　　我母亲住在城西的廉租房，有严重的风湿，走路不便。

　　我确实每周会去看她一次，但每次只带点水果，从来不敢拿周家的东西。

　　“我没有。”我小声说。

　　“谅你也不敢，”婆婆哼了一声，“今天伟民的女朋友来吃饭，去买条鲈鱼，要活的，两斤左右，别让摊主骗了。”

　　她从钱包里抽出五十块钱，想了想，又放回十块。

　　“四十够了。”

　　菜市场离家两站路，我步行去。

　　初冬的早晨，呵气成霜。

　　我攥着那四十块钱，心里盘算着：鲈鱼市价至少二十五一斤，两斤要五十，剩下的钱还要买配菜。

　　婆婆是故意的。

　　走到菜市场，熟悉的摊主大姐看见我，叹了口气。

　　“又不够？”

　　我苦笑。

　　大姐帮我挑了一条一斤八两的鲈鱼：“算你一斤半的钱，再送你点葱姜。”

　　“谢谢王姐。”

　　“妹子，”王姐边装袋边压低声音，“你这样的，图啥呢？”

　　图啥？

　　我也问过自己。

　　三年前，我嫁给周伟斌时，不是这样的。

　　那时他追我追得热烈，每天送早餐，下雨天送伞，我说加班，他就在公司楼下等到深夜。

　　母亲说：“看着挺老实，家里还是双职工家庭，好。”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我大学毕业后在私企做文员，一个月四千块，要养家，要还助学贷款。

　　周家父母都是退休干部，有养老金，有医保，有房。

　　在介绍人嘴里，这是“好人家”。

　　结婚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哭：“我闺女总算有好日子过了。”

　　她不知道，我跳进的是一个精致的牢笼。

　　周伟斌结婚后就变了。

　　或者说，露出了本来面目。

　　他懒，自私，妈宝。

　　工资自己留着，说“男人身上不能没钱”，家里的开销全用我的。

　　婆婆稍有不满，他就骂我“不孝顺”。

　　我想过离婚。

　　但每次一提，母亲就抹泪：“离了婚的女人，街坊邻居怎么看？妈这身体，还能照顾你几年？”

　　周家也掐准了这一点。

　　公公曾“不经意”地说：“你妈住的廉租房，听说下半年要整顿，违规搭建都要拆。”

　　婆婆接话：“咱们房管局可是有人的。”

　　赤裸裸的威胁。

　　于是我不敢离了。

　　我成了这个家的免费保姆，生育机器（虽然三年肚子没动静，婆婆天天骂我是“不会下蛋的鸡”），和情绪垃圾桶。

　　提着鱼和菜往回走时，我在街角看见了一辆黑色奔驰。

　　车窗摇下一半，后座的人似乎在看我。

　　是错觉吧。

　　中午十一点，小叔子周伟民的女朋友来了。

　　叫李婷，穿着粉色羊绒大衣，拎着最新款的包包，妆化得精致。

　　婆婆迎上去，笑成一朵花。

　　“婷婷来啦，快进来坐，外面冷吧？”

　　语气温柔得能滴出水。

　　和我说话时，完全是两个人。

　　李婷矜持地点点头，目光扫过狭小的客厅，几不可察地皱了皱眉。

　　“阿姨好，叔叔好。”

　　“好好好，”公公也难得露出笑容，“伟民，给婷婷倒水，用那个新买的玻璃杯。”

　　周伟民屁颠屁颠地去倒水。

　　我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

　　清蒸鲈鱼，红烧肉，炒时蔬，炖鸡汤，四菜一汤，是婆婆吩咐的“标准”。

　　“嫂子，多放点辣椒，婷婷爱吃辣。”周伟民探头进来吩咐。

　　“好。”

　　油烟机坏了半年，一直没修，厨房里油烟弥漫。

　　我被呛得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午饭时，我照例不能上桌。

　　婆婆说：“厨房还有活，你先忙着，我们吃。”

　　我端着碗，夹了点菜，蹲在厨房小凳子上吃。

　　客厅里谈笑风生。

　　李婷在夸公公：“叔叔以前是水利局的领导啊，真厉害。我爸也是体制内的，在交通局。”

　　“哦？你父亲是……”公公来了兴趣。

　　“李振国，副局长。”

　　公公眼睛一亮：“原来是李局的千金！失敬失敬！”

　　婆婆更是热情，拼命给李婷夹菜。

　　“我们伟民在供电公司，也是铁饭碗，工作清闲，福利好，”婆婆说，“今年就能升副科了。”

　　周伟民得意地笑。

　　他那个工作，是公公找了老关系，花了不少钱才塞进去的。

　　平时就是喝茶看报，月底领工资。

　　“对了，”李婷像是想起什么，“嫂子怎么不上桌吃饭？”

　　空气安静了一瞬。

　　婆婆干笑：“她吃过了，在厨房吃过了。”

　　“哦，”李婷没再问，转而说，“我听说嫂子是文员？一个月挣多少啊？”

　　声音不大，但足够传到厨房。

　　我筷子一顿。

　　婆婆说：“三四千吧，小公司，不稳定。所以我说，还是体制内好，女孩子也该考个编制。”

　　“嫂子没考？”

　　“考了，没考上，”婆婆语气惋惜，“可能不是这块料。”

　　我蹲在厨房，看着碗里的白米饭。

　　去年我确实考了事业单位，笔试第三，面试前，婆婆“不小心”把我准考证泡在了水里。

　　我错过面试，她轻描淡写：“明年再考呗。”

　　没有明年了。

　　因为婆婆说：“女人家，早点生孩子是正经，考什么试。”

　　饭后，婆婆让我切水果。

　　我端着果盘出去时，听见李婷说：“……那个项目，我爸能说上话，但得打点打点。”

　　公公点头：“应该的，应该的。”

　　婆婆看见我，立刻收声，瞪我一眼：“放下就走，杵这儿干啥？”

　　我放下果盘，转身时，看见李婷打量我的眼神。

　　那眼神里有怜悯，有鄙夷，还有一丝优越感。

　　仿佛在说：看，这就是不听话的女人的下场。

　　下午，李婷走了。

　　婆婆关上门，脸立刻拉下来。

　　“看见没？这样的媳妇才带得出手，”她指着我，“你看看你，整天灰头土脸，带出去都丢人！”

　　周伟斌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帮腔：“妈说得对，你收拾收拾自己。”

　　“还有，”婆婆盯着我，“刚才婷婷说的项目，是伟民晋升的关键，需要打点钱。你那工资卡里还有多少？”

　　我一怔。

　　“妈，我工资卡在您那儿……”

　　“我知道在我这儿！我问你，你私下里还藏没藏钱？你妈那儿你有没有贴补？”

　　“我没有。”我咬紧嘴唇。

　　“量你也不敢，”婆婆冷哼，“但家里现在缺钱，你回你妈那儿，看看能不能拿点。你妈虽然穷，总有点棺材本吧？”

　　我猛地抬头。

　　“妈，我妈就那点退休金，还要看病……”

　　“看病看病，天天看病，也没见病死！”婆婆口不择言。

　　我浑身颤抖。

　　周伟斌终于放下手机，不耐烦地说：“妈让你去就去，啰嗦什么？”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这个我法律上的丈夫。

　　忽然觉得陌生。

　　不，不是忽然。

　　是早已陌生，只是我今天才敢直视。

　　那天晚上，我借口加班，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家。

　　其实我没有加班。

　　我只是在街上走，从黄昏走到华灯初上，走到街灯一盏盏亮起。

　　最后，我走到江边。

　　冬夜江风格外刺骨，但我宁愿在这里冻着，也不想回去。

　　手机响了，是周伟斌。

　　“几点了还不回来？妈让你带瓶酱油。”

　　“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看着江对岸的灯火。

　　那些高楼大厦里，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女人，在忍着，在熬着？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快熬不下去了。

　　手指在口袋里，摸到了那张名片。

　　它一直在我身上，仿佛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走到公共电话亭，投了硬币。

　　手指在按键上悬了很久。

　　打吗？

　　打了说什么？

　　说婆婆泼我脏水？说丈夫不帮我？说小叔子嘲笑我？

　　这些家长里短，在那个董事长听来，恐怕是笑话吧。

　　他也许早就忘了我是谁。

　　也许会觉得我无理取闹。

　　也许……

　　“喂？”

　　电话突然通了。

　　低沉温和的男声，透过听筒传来，有些模糊的背景音，像是在晚宴上。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哪位？”对方耐心地问。

　　“……是苏、苏董事长吗？”我声音干涩。

　　“我是。你是？”

　　“我……我是三个月前，在图书馆……”我语无伦次。

　　对方沉默了几秒。

　　“图书馆，”他重复，然后恍然，“是那个给我倒水的小姑娘？”

　　他竟然记得。

　　“是我。”我鼻子一酸。

　　“怎么了？这么晚打电话，遇到困难了？”

　　简单的询问，没有敷衍，没有不耐烦。

　　我靠在电话亭冰冷的玻璃上，看着自己呵出的白气。

　　“我……”我想说没事，想说打错了。

　　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哽咽。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像决堤的洪水，这三年的委屈、心酸、屈辱，全部涌了出来。

　　我说了婆婆的刻薄，丈夫的冷漠，公公的刁难，小叔子的欺凌。

　　说了我妈的病，说了我不敢离婚，说了我像困兽一样的生活。

　　我说得很乱，前言不搭后语。

　　但苏国华一直听着，没有打断。

　　直到我说完，累得喘不过气。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你现在在哪？”他问。

　　“江边，第三中学对面的电话亭。”

　　“待在那儿别动，”他说，“我让人去接你。”

　　“不用，我……”

　　“听话，”他的声音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量，“外面冷，别冻着。半小时就到。”

　　挂了电话，我蹲在电话亭里，看着街上来往的车流。

　　我在做什么？

　　向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哭诉家事？

　　他会怎么看我？

　　可怜？可笑？

　　但奇怪的是，说完之后，我心里那块压了三年的石头，好像松动了一点。

　　至少，有人知道了。

　　至少，我说出来了。

　　二十五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电话亭旁。

　　不是白天那辆奔驰，是更低调的车型。

　　司机下车，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整洁的西装。

　　“是秦月女士吗？”他客气地问。

　　我点头。

　　“苏董让我来接您，请上车。”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

　　车里很暖和，有淡淡的檀香味。

　　司机递给我一条毛毯和一杯热茶。

　　“苏董在等您。”他说。

　　车子驶向城东，那是本市有名的别墅区。

　　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车子驶入一扇雕花铁门，穿过林荫道，停在一栋三层别墅前。

　　灯火通明，但很安静。

　　司机为我开门，一位管家模样的阿姨迎出来。

　　“秦小姐，请跟我来，先生在书房。”

　　别墅内部装修雅致，暖色调的灯光，墙上挂着水墨画，空气里有淡淡的书卷气。

　　和苏国华给人的感觉一样，沉稳，有底蕴。

　　书房在二楼。

　　阿姨轻轻敲门，里面传来“请进”。

　　我推门进去。

　　苏国华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正在看文件。

　　他抬起头，摘下老花镜，露出温和的笑容。

　　“来了，坐。”

　　我拘谨地在沙发坐下。

　　阿姨端来热茶和点心，轻轻带上门。

　　书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苏国华起身，坐到我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他穿着家居服，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放松，但依然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

　　“说说吧，具体怎么回事。”他直入主题。

　　我深吸一口气，这次说得有条理了些。

　　从结婚开始，到现在的处境，一五一十。

　　苏国华听得很认真，偶尔问一两个细节。

　　当我说到婆婆今天让我回娘家要钱时，他眉头皱了起来。

　　“你母亲什么病？”

　　“类风湿，还有高血压，行动不便，靠低保和一点退休金生活。”

　　“你丈夫知道吗？”

　　“知道，但他……”我苦笑，“他说各家管各家的事。”

　　苏国华点点头，没做评价。

　　“你说你公公是水利局退休的，小叔子在供电公司？”

　　“是。公公以前是办公室主任，小叔子的工作是找关系进去的。”

　　“嗯。”苏国华若有所思。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名片吗？”他忽然问。

　　我摇头。

　　“因为你在图书馆帮我时，没有任何功利心，”他看着我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只是看到一个老人不舒服，就过来帮忙。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

　　我低头。

　　“所以，我愿意帮你，”苏国华说，“但怎么帮，得听你的。你是想离婚，还是想在这个家里继续过下去？”

　　“我想离婚。”我脱口而出。

　　然后愣住了。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如此肯定地说出这句话。

　　苏国华笑了。

　　“好，那就离婚。但离婚也有不同的离法。你是想安静地走，还是想拿回你该拿的东西？”

　　“我……我不懂。”

　　“这三年，你的工资大部分上交了吧？家务全包，算起来，相当于免费保姆。你丈夫有没有家暴？精神打压算不算一种暴力？你婆婆对你母亲构成威胁，这些都可以算。”

　　我听得有些懵。

　　“苏董，我只是……我只是想离开。”

　　“离开是肯定的，”苏国华说，“但离开之前，有些账要算清楚。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公道。”

　　他顿了顿。

　　“而且，以那家人的品性，如果你就这么走了，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会不会去骚扰你母亲？”

　　我后背一凉。

　　会。

　　他们一定会。

　　婆婆曾说过：“进了我周家的门，死也是周家的鬼。”

　　“那我该怎么做？”我问。

　　苏国华起身，走到书桌前，拿起一张便签，写下一个名字和电话。

　　“这是我的律师，姓方。明天你去见他，他会帮你处理离婚事宜，以及，”他看着我，“收集一些必要的证据。”

　　“证据？”

　　“你公公和小叔子，都在体制内吧？”苏国华意味深长地说，“这种家庭，往往不会太干净。”

　　我忽然想起一些细节。

　　公公抽的烟，都是好烟，一条上千。

　　小叔子去年刚买了新车，二十多万，凭他的工资，根本买不起。

　　婆婆手腕上的金镯子，一只接一只地换。

　　这些钱，哪来的？

　　我以前不敢深想。

　　“您是说……”

　　“我什么也没说，”苏国华微笑，“只是，如果真想离开，就得有让他们不敢纠缠的筹码。”

　　他把便签递给我。

　　“今晚你就住这里，客房准备好了。明天方律师会联系你。”

　　“谢谢您，苏董，但我……”

　　“别急着谢我，”苏国华摆摆手，“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还人情。图书馆那次，你本可以不管我，但你管了。我苏国华这辈子，最不喜欢欠人情。”

　　他走到窗边，看着夜色。

　　“有时候，一盆脏水泼过来，不一定全是坏事。至少，能让人清醒。”

　　那一夜，我躺在陌生的客房，久久无法入睡。

　　床很软，被子有阳光的味道。

　　但我心里翻江倒海。

　　我要离婚了。

　　真的。

　　第二天是周日。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

　　阿姨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但我没什么胃口。

　　九点整，手机响了，是方律师。

　　“秦小姐，我是方文渊，苏董的律师。您今天方便见面吗？地址是……”

　　我记下地址，是市中心一家律师事务所。

　　离开前，阿姨递给我一个纸袋。

　　“先生交代的，让您换上。”

　　里面是一套质地优良的针织裙和羊绒大衣，还有一双靴子。

　　尺码完全合适。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先生说了，您今天要去见律师，穿得体面些，不是坏事。”阿姨温和但坚持。

　　我犹豫片刻，还是换上了。

　　镜子里的人，让我有些陌生。

　　米色针织裙，驼色大衣，简约大方。我已经很久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了。

　　出门时，司机已经在等。

　　“苏董交代，这几天我来接送您。”司机说。

　　“谢谢，但不用麻烦……”

　　“不麻烦，这是我的工作。”

　　车子驶向市区。

　　我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心里五味杂陈。

　　律师事务所在一栋高档写字楼的顶层。

　　方律师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斯文儒雅，但眼神锐利。

　　他请我坐下，递上名片。

　　“秦小姐，苏董已经把您的情况大致告诉我了，”他开门见山，“我们先从离婚说起。您有结婚证、身份证吗？”

　　我从包里拿出证件。

　　方律师仔细查看，问了一些基本问题。

　　“结婚三年，无子女。您丈夫有家暴行为吗？”

　　“没有动手，但……精神上，有。”我艰难地说。

　　“具体表现？”

　　我列举了一些：长期贬低、羞辱、经济控制、限制社交、纵容家人对我欺凌。

　　方律师一一记录。

　　“这些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认定为精神暴力，是判决离婚的有利条件。但最关键的，是财产分割和赔偿。”

　　“赔偿？”

　　“根据《民法典》，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精神暴力也算。另外，您这三年的家务劳动，可以折算成经济补偿。”

　　我听得愣住。

　　我从没想过，我做家务，还能“折算”成钱。

　　“具体金额，需要计算。但更重要的是，”方律师推了推眼镜，“您丈夫及其家人，是否存在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我苦笑：“我的工资卡在婆婆手里，每个月只给我一点零花钱。我丈夫的工资，我从来没见过。”

　　“工资卡在婆婆手里？”方律师挑眉，“这很有意思。卡是您的名字？”

　　“是。”

　　“那您有权随时挂失、补办。但我不建议您现在这么做，会打草惊蛇。”

　　他顿了顿。

　　“苏董说，您婆家可能有一些……不干净的收入？”

　　我迟疑了一下，把我知道的说了。

　　公公抽好烟，小叔子开好车，婆婆穿金戴银。

　　“您丈夫呢？有什么异常消费吗？”

　　我想了想。

　　周伟斌喜欢打游戏，在游戏里充了不少钱，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他还有好几双名牌球鞋，说是“限量版”。

　　“这些信息很有用，”方律师点头，“我会派人调查。另外，您需要做一些准备。”

　　“什么准备？”

　　“第一，搬出来住。苏董可以为您提供临时住所。第二，收集证据：辱骂录音、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第三，保护您母亲。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安排她暂时离开。”

　　“我妈身体不好，不能奔波……”

　　“那就加强安保。我会联系安保公司，在您母亲住处附近安排人手。”

　　这一切，周密得让我有些恍惚。

　　“方律师，这……需要很多钱吧？我可能付不起……”

　　“费用苏董已经预付了，”方律师微笑，“他说，这是投资。”

　　“投资？”

　　“投资一个值得帮助的人。”

　　方律师站起身，走到窗前。

　　“秦小姐，我处理过很多离婚案，像您这样的情况不少。很多女性忍了一辈子，最后人财两空。您能鼓起勇气走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接下来的事，交给我。”

　　他转身看着我。

　　“但有一点，您必须想清楚：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您的婆家不会轻易放过您，甚至可能狗急跳墙。您做好准备了吗？”

　　我沉默良久。

　　想起那盆泼过来的脏水。

　　想起客厅里的笑声。

　　想起母亲担忧的脸。

　　“我准备好了。”我说。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司机送我回周家拿东西。

　　一路上，我心跳如擂鼓。

　　方律师让我“自然一点，像平时一样”，但这太难了。

　　我深吸几口气，推开门。

　　婆婆正在客厅看电视，见我进来，脸立刻拉下来。

　　“一晚上不回来，去哪儿野了？”

　　“加班。”我低着头往楼上走。

　　“站住！”婆婆站起来，“穿得人模狗样的，哪来的钱买新衣服？是不是藏私房钱了？！”

　　我脚步一顿。

　　“朋友借我穿的。”

　　“朋友？你能有什么像样的朋友！”婆婆走过来，扯了扯我的大衣料子，“这得多少钱？说！钱哪来的！”

　　“说了是借的。”我甩开她的手。

　　婆婆愣住。

　　三年了，我第一次反抗。

　　“你、你敢顶嘴？！”她声音尖利起来。

　　周伟斌从房间出来：“吵什么？”

　　“你看看你媳妇！夜不归宿，还穿这么贵的衣服，谁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周伟斌打量我，眼神狐疑。

　　“秦月，你昨晚去哪了？”

　　“加班。”我重复。

　　“加班加一晚上？你们公司什么时候这么忙了？”

　　“临时有事。”我不想多说，继续往楼上走。

　　“你给我站住！”周伟斌抓住我的胳膊，“说清楚！”

　　我看着他。

　　这张脸，我曾以为能托付终身的脸。

　　如今只剩下厌恶。

　　“放手。”我说。

　　“什么？”

　　“我说，放手。”

　　我甩开他的手，力气大得自己都惊讶。

　　周伟斌踉跄了一下，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婆婆尖叫起来：“反了！反了！伟斌，你看看她！”

　　公公也从书房出来了，皱着眉：“大清早吵什么？”

　　“爸，妈，伟斌，”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搬出去住几天。”

　　“什么？！”三个人异口同声。

　　“公司有个项目，需要集中办公，提供宿舍。”我编了个理由。

　　“不准去！”婆婆第一个反对，“家里这么多事，你走了谁干？”

　　“就是，”周伟斌说，“什么项目非要住外面？推了。”

　　“推不了，是重要项目，不去就开除。”我平静地说。

　　空气凝固了。

　　公公眯起眼：“秦月，你最近有点不对劲。”

　　“我只是想好好工作，”我避开他的目光，“就几天，忙完就回来。”

　　婆婆还要说什么，被公公拦住。

　　“让她去，”公公慢悠悠地说，“年轻人，想上进是好事。”

　　他看我的眼神，带着审视。

　　我脊背发凉，但强作镇定。

　　上楼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和必需品，装进一个小行李箱。

　　下楼时，一家三口坐在客厅，齐刷刷看着我。

　　“我走了。”我说。

　　“晚上记得回来做饭。”婆婆不忘吩咐。

　　我没回答，拉着箱子走出门。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见婆婆的骂声：“翅膀硬了！看她能野几天！”

　　我没回头。

　　司机在街角等我，接我去了苏国华安排的一处公寓。

　　公寓不大，但干净整洁，设施齐全。

　　最重要的是，这是我的空间。

　　没有人指使我，没有人骂我，没有那些令人窒息的目光。

　　我倒在沙发上，长长舒了口气。

　　手机响了，是周伟斌。

　　“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语气不善。

　　“忙完就回。”

　　“我妈晚上想吃饺子，你回来包。”

　　“我在加班，你们自己点外卖吧。”我挂了电话。

　　然后关机。

　　世界清静了。

　　搬出来的第三天，方律师约我见面。

　　这次不是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包厢。

　　“这是初步调查报告，”方律师递给我一个文件夹，“您看看。”

　　我翻开，第一页是周伟斌的银行流水。

　　每个月工资八千，但支出高达两万。

　　游戏充值、酒吧消费、名牌服饰……

　　“他哪来这么多钱？”我皱眉。

　　“往下看。”

　　第二页，是婆婆王秀英的账户。

　　每月有几笔固定转账，来自不同的公司，备注是“咨询费”。

　　“这些公司，都与水利局有业务往来，”方律师解释，“您公公退休前，是办公室主任，负责项目审批。”

　　我心跳加速。

　　“这是……”

　　“还不确定，但很可疑。另外，您小叔子周伟民的账户，也有类似情况。他月薪五千，但去年买车花了二十五万，全款。”

　　我继续翻。

　　第三页，是一些照片。

　　公公出入高档餐厅、会所。

　　小叔子和一些“朋友”在夜店，一晚上消费上万。

　　婆婆在商场扫货，一刷就是几万。

　　“这些，都是证据？”我声音发抖。

　　“是线索，”方律师纠正，“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比如，行贿受贿的具体记录，利益输送的合同。这些可能需要时间。”

　　他合上文件夹。

　　“另外，我们查了您丈夫的游戏账号。他在游戏里充值的金额，累计超过三十万。这显然超出他的合法收入。”

　　三十万。

　　我想起自己为了省十块钱，步行几站路的日子。

　　想起母亲舍不得买药，硬扛着疼痛的样子。

　　“这些……够吗？”我问。

　　“够离婚，也够让他净身出户，”方律师说，“但要让您公公和小叔子付出代价，还需要更多。而且，您得考虑清楚：一旦举报，您婆家就完了。您丈夫也可能被牵连。”

　　我沉默了。

　　恨吗？

　　恨。

　　但真要把他们送进监狱？

　　“您不用现在决定，”方律师温和地说，“先处理离婚的事。这些材料，我会继续收集。有备无患。”

　　离开咖啡馆，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

　　深冬的街头，行人匆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悲欢。

　　我走到一家蛋糕店前，看着橱窗里的蛋糕。

　　母亲下个月生日。

　　往年，我只能偷偷买个小蛋糕，骗她说是公司发的。

　　今年，我想给她买个大点的。

　　推门进去，挑了一个水果蛋糕，写上：妈妈生日快乐。

　　付钱时，手机响了。

　　是陌生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接通。

　　“秦月女士吗？我是市纪委的工作人员，姓张。有些情况想向您了解一下，方便见面吗？”

　　我手一抖，蛋糕差点掉地上。

　　见面地点约在一家茶室包厢。

　　对方是一男一女，都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但语气温和。

　　“秦女士，打扰了，”张姓工作人员出示了证件，“我们接到举报，关于您公公周福海同志的一些问题，想向您核实。”

　　“举报？”我愣住。

　　“是的。匿名举报，但材料很详实，涉及周福海在水利局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家公司提供便利，收受好处。以及，您小叔子周伟民，在供电公司的工作存在违规操作。”

　　我脑子嗡嗡作响。

　　不是我举报的。

　　是苏国华？还是方律师？

　　不，他们说过，等我决定。

　　“我们调查过，您和周福海一家的关系……比较紧张，”女工作人员开口，“所以想请您提供一些线索。您放心，我们会保护举报人隐私。”

　　我握紧茶杯。

　　三年来的委屈，一幕幕浮现。

　　“我知道的不多，”我慢慢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看到的……”

　　我说了公公抽的好烟，小叔子的车，婆婆的首饰。

　　说了那些不明来源的转账。

　　说了周伟斌游戏充值三十万的事。

　　两人认真记录。

　　“这些情况很重要，”张工作人员说，“另外，您婆婆王秀英，是否参与其中？”

　　“她……管钱。家里的钱都是她在管。”

　　“明白了。”

　　女工作人员看着我：“秦女士，您现在的处境安全吗？是否需要我们提供保护？”

　　“我暂时安全，搬出来住了。”

　　“那就好。如果有任何威胁或骚扰，请立即联系我们。”

　　他们留了联系方式，离开了。

　　我坐在包厢里，手脚冰凉。

　　举报已经开始了。

　　不管是谁做的，这件事，已经停不下来了。

　　手机又响，这次是周伟斌。

　　“秦月！你做了什么？！”他声音气急败坏。

　　“什么？”

　　“你是不是举报我爸了？！纪委的人刚才来家里了！”

　　“我没有。”

　　“不是你还有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现在在哪？！马上滚回来！”

　　“我不会回去的。”我挂了电话。

　　然后关机。

　　提着蛋糕，我去看母亲。

　　母亲看见我，很惊讶。

　　“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来了？”

　　“想您了。”我强颜欢笑。

　　母亲仔细看我：“月月，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就是加班累的。”

　　“别太拼，”母亲心疼地摸我的脸，“钱够用吗？妈这里还有一点……”

　　“够，您别操心。”我鼻子一酸。

　　母亲住的廉租房，只有二十多平米，旧但整洁。

　　她腿脚不便，但坚持自己收拾。

　　“妈，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离婚了，您会怪我吗？”我试探着问。

　　母亲愣住，随即眼圈红了。

　　“是不是周家对你不好？妈早就看出来了，每次你回来，都瘦一圈……”

　　“妈……”

　　“离！”母亲握住我的手，“妈支持你！什么年代了，过不下去就离！妈虽然没本事，但养得起你！”

　　“妈……”我抱住她，眼泪终于掉下来。

　　“不哭，不哭，”母亲拍着我的背，“妈就盼着你过得好。别的，都不重要。”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

　　这个婚，必须离。

　　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必须付出代价。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周家没再找我，也许在忙应对纪委调查。

　　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公寓，和方律师保持联系。

　　离婚协议已经起草好了，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家务劳动补偿共计五十万元。

　　“这个金额，是基于您丈夫的隐藏收入和挥霍行为计算的，”方律师解释，“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很大。”

　　“他不会有那么多钱。”

　　“那就用房产抵。您和您丈夫名下的婚房，虽然是他父母婚前买的，但婚后您参与还贷，有权分割。”

　　婚房是周家的老房子，不值什么钱。

　　但我一分都不想便宜他们。

　　“另外，关于您公公和小叔子的调查，有进展了，”方律师压低声音，“纪委已经掌握了一些关键证据，包括银行流水、证人证言。估计很快会有动作。”

　　“多快？”

　　“一周内。”

　　一周。

　　我握紧手机。

　　“秦小姐，您准备好了吗？”方律师问。

　　“准备好了。”

　　“好。这几天，尽量别单独出门。周家人可能会狗急跳墙。”

　　挂了电话，我站在公寓窗前，看着城市的夜景。

　　暴风雨要来了。

　　第二天是周五，我下班时，在写字楼楼下看见了周伟斌。

　　他靠在一辆电动车旁，脸色阴沉。

　　“秦月，我们谈谈。”他说。

　　“没什么好谈的，离婚协议会寄给你。”

　　“就为了一盆水？”他咬牙，“我妈不是故意的，你至于闹这么大？”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可笑。

　　“一盆水？”我重复，“周伟斌，那只是一盆水吗？那是三年的一千多盆水，是无数次的羞辱、贬低、压榨。你眼瞎了吗？还是你觉得，我就该被那样对待？”

　　“那是你自找的！”周伟斌提高声音，“你要是懂事点，勤快点，我妈能那样对你吗？”

　　“懂事？勤快？”我笑了，“我做牛做马三年，还不够懂事？你妈要我工资卡，我给了；要我伺候全家，我做了；要我回娘家要钱，我也差点去了。周伟斌，我还得怎么懂事？跪下来舔你们的脚吗？”

　　周围有人看过来。

　　周伟斌脸上挂不住，压低声音：“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回家说。”

　　“那不是我的家。”我转身要走。

　　他一把抓住我。

　　“放开。”

　　“跟我回家！”

　　“我再说一遍，放开。”

　　“我就不放，你能怎样？报警啊！”他拽着我往路边拖。

　　我挣扎，但他力气很大。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下，司机下来，是苏国华的司机。

　　“秦小姐，需要帮忙吗？”司机走过来，挡在我和周伟斌之间。

　　“你谁啊？”周伟斌瞪他。

　　“苏先生的司机。请您放开秦小姐。”

　　“苏先生？哪个苏先生？”周伟斌冷笑，“秦月，你果然在外面有人了！难怪要离婚！”

　　我抬手给了他一耳光。

　　很响。

　　周伟斌被打懵了。

　　“这一巴掌，是还你这三年的冷漠。”我说。

　　然后，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是替你妈还的。”

　　第三巴掌。

　　“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

　　周伟斌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会后悔的，”他恶狠狠地说，“秦月，你会后悔的！”

　　“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你。”我转身，上了车。

　　车子驶离，后视镜里，周伟斌的身影越来越小。

　　司机递给我纸巾。

　　“谢谢。”我擦掉眼泪，但心里一片平静。

　　打那三巴掌时，我手在抖。

　　但现在，我不抖了。

　　周六早上，我被电话吵醒。

　　是方律师。

　　“秦小姐，看新闻。”

　　我打开本地新闻APP，头条标题赫然在目：

　　《市水利局退休干部周福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市供电公司员工周伟民被立案调查，疑涉职务犯罪》

　　我点进去，内容很简短，但信息量巨大。

　　周福海被查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家企业违规审批项目，收受贿赂共计二百余万元。

　　周伟民凭借父亲关系进入供电公司，工作期间向客户索要好处，违规操作，涉及金额八十余万元。

　　两人均被采取强制措施。

　　报道下面，评论已经炸了。

　　“又是蛀虫！”

　　“查得好！大快人心！”

　　“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

　　我握着手机，手心出汗。

　　这么快。

　　比想象中快。

　　电话又响，这次是母亲。

　　“月月，你看到新闻了吗？你公公和小叔子……”

　　“看到了。”

　　“这……这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妈，您别管，安心在家，锁好门，谁来都别开。”我叮嘱。

　　“那你呢？你没事吧？周家会不会找你麻烦？”

　　“我没事，您放心。”

　　刚挂电话，又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我犹豫了一下，接通。

　　是婆婆王秀英。

　　她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但更多的是恨。

　　“秦月！是不是你搞的鬼？！是不是你举报的？！”

　　“我没有。”

　　“放屁！除了你还有谁？！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进了门，我家就没好事！你不得好死！”

　　“王秀英，”我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你儿子和你丈夫，是自己犯了法，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你……”她喘着粗气，“你给我等着！我饶不了你！”

　　“我等着。”我挂了电话，拉黑。

　　然后，关机。

　　世界清静了。

　　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

　　冬天要过去了。

　　春天快来了。

　　公公和小叔子被调查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毁了周家所有的体面。

　　婆婆四处托关系，但没人敢接。

　　树倒猢狲散。

　　周伟斌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他所在的私营企业老板，听说他家里出事，找个理由把他辞退了。

　　离婚协议寄到周家时，周伟斌终于低头了。

　　他来找我，在公寓楼下等了一整天。

　　我下楼时，他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像老了十岁。

　　“秦月，我们谈谈。”他声音沙哑。

　　“协议有什么问题？”

　　“五十万太多了，我拿不出。”

　　“那就卖房。”

　　“房子是我爸妈的！”

　　“婚后我们一起还贷，我有权分割。”我平静地说，“如果不同意，那就法庭见。到时候，你游戏充值三十万的记录，也会成为证据。”

　　周伟斌脸色一白。

　　“你……你真要做得这么绝？”

　　“绝？”我笑了，“周伟斌，这三年，你们家对我，不比我绝？”

　　他哑口无言。

　　“三十万，”他咬牙，“我只能拿出三十万。”

　　“四十万，少一分都不行。另外，我的工资卡还我，里面的钱，一分不能少。”

　　“你工资卡里根本没多少钱！”

　　“那是我挣的，一分也是我的。”

　　周伟斌瞪着我，眼神里有恨，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无力。

　　最后，他点头了。

　　“好，四十万。但我要分期。”

　　“可以，写欠条，公证。”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没有子女，财产分割清晰，双方同意。

　　从民政局出来时，天空飘起了小雪。

　　周伟斌站在台阶上，看着我。

　　“秦月，你赢了。”

　　“我没有赢，”我说，“我只是终于可以呼吸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转身走了。

　　背影佝偻，再也没有当初追我时的意气风发。

　　但我心里，只有一片平静。

　　没有快意，没有怨恨，只是平静。

　　我自由了。

　　三个月后。

　　我坐在新租的公寓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暖洋洋的。

　　母亲坐在阳台的摇椅上，织着毛衣。

　　她的气色好多了。

　　我用离婚分到的钱，带她做了全面检查，换了更好的药，还请了钟点工帮忙打扫。

　　她一开始不同意，说我乱花钱。

　　我说：“妈，钱就是用来花的。花在您身上，值。”

　　她笑了，笑着笑着，哭了。

　　“我闺女，总算苦尽甘来了。”

　　是的，苦尽甘来了。

　　我换了工作，去了一家文化公司，工资涨了，同事友好，老板和善。

　　周末，我报了个插花班，学画画，学烘焙。

　　把曾经被剥夺的时间，一点一点找回来。

　　偶尔，我会想起苏国华。

　　我打电话感谢他，他爽朗地笑。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走出来的。那张名片，我给了很多人，但打电话的，你是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大多数人，宁愿在泥泞里打滚，也不敢伸手去够岸上的绳子。你够到了，所以，你值得。”

　　他还告诉我，举报材料，确实是他让人递的。

　　“但证据，都是他们自己留下的。我只是把它们送到了该送的地方。”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有时候，它需要一点推动。

　　昨天，我路过曾经住过的街区，远远看见周家的老房子在挂牌出售。

　　婆婆王秀英坐在门口，神情呆滞。

　　据说，房子卖了还债，还不够。

　　周伟斌去了外地，不知所踪。

　　我没有上前，只是远远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离开。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雪化了。

　　春天真的来了。

　　手机响了，是插花班的同学，约我去看画展。

　　我笑着应了。

　　穿上新买的风衣，涂上口红，走出门。

　　阳光很好。

　　风很轻。

　　街边的玉兰，开出了第一朵花。

　　洁白，干净，向着天空，恣意绽放。

　　就像，新生的我。

　　本文标题：婆婆泼水到我身上全家看笑话，我打了个电话，次日小叔子工作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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