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口述2：宝山县人都知道张家，要是不裹小脚，我会嫁不出去

　　张幼仪

　　你问起我的童年。在中国有个传说，从前月亮上住着两姐妹，她们的哥哥住在太阳上。这对姐妹长得很漂亮，因为地上的人们晚上总是盯着她们看，她们觉得局促不安，就要求哥哥和她们换地方住。哥哥笑着告诉她们，白天的人比晚上还多，所以会有更多只眼睛仰望她们。两姐妹打包票说，她们想好了一个防止大家看她们的计划，于是三人就换了地方，两姐妹住太阳，哥哥住月亮。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想看这对姐妹，两位姑娘就立刻用七十二根绣花针，也就是太阳光，刺他们的眼睛。

　　传说的全部内容是这样，可是有许多讲法，有时候说成那对姐妹从没离开过月亮，有时候又说成太阳是两姐妹唯一的家。我是小时候从阿嬷和妈妈那儿听来这两个说法的。阿嬷在乡下长大，当姑娘的时候在田里干活儿。她把月亮里的姐妹指给我看，我对着她们身上随风飘扬的绫罗裙和小巧玲珑的绣花鞋，惊叹于它们的美丽。妈妈在我三岁那年，做了个改变我一生的勇敢决定，她教我想象那对姐妹住在太阳里的情形，又教我要相信视界以外的真相。

　　我脑子里的天空都被这两对姐妹填满了。晚上，阿嬷为我脱好衣服，再将早上她替我扎的辫子梳开的时候，我就望着窗外，寻找月亮上的姐妹；知道她们在那儿，就安心睡着了。白天我在后院玩耍的时候，头顶和背上一觉得滚烫，就晓得太阳里的姐妹也在俯视我。因为孩提时代分别听过这两部分的故事，所以两边的情节都记在心里了；我看到了太阳里的姐妹，也看到了月亮里的姐妹。

　　我三岁那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春节前六天，家里庆祝小年，这天也叫灶神节。虽然我们不是乡下人，可是也为了让相信民间神话的佣人如愿而遵守这项习俗。我们一年到头都将灶神像挂在厨房的炉灶上面，每天为他烧香，供奉新鲜水果。灶神节这天，灶神爷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奏他掌管的人家的优缺点，为了确保灶神爷替自家说好话，佣人就准备美食以示对他的崇敬，而且特地在神像前面的神案上摆上黏糊糊的汤圆，好教他吃了以后，一路闭着嘴巴抵达皇天。

　　因为这些包了红豆沙的汤圆软软乎乎的，所以有人以为它们也可以把小女孩的脚变软。我小时候，女人都有裹小脚的习俗，西方人叫这些小脚丫子"缠足"，可是中国人取的名字要美得多：从南唐时代李后主的一位宫嫔开了这项传统的先河以后，它们就被叫作"新月"或"莲瓣"。这位擅长舞艺的宫嫔因为长得太美了，皇帝就叫人用金属和珠宝编成一朵比真花大的莲花，连同一座池子送她；又要她以丝帛裹脚，在莲花瓣间跳舞来取悦他。她那优雅的舞步在池水映照下，就好比在云间掠过的新月，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其他女子也开始仿效，把双脚拱成新月那样弯弯的形状。这就是裹脚传统的滥觞。

　　那缠过的脚有多小、有多美呢？把你的手给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小脚的缠法，还有要怎么样轻轻地把脚趾弯到脚底，直碰到脚跟为止。把你的手掌想成脚底，再把手指想成脚趾，看到我怎么样把你的手指和手掌合拢，弄成一个松松的新月形拳头了吗？这就是缠好的脚。缠到后来，你得用脚后跟和趾关节来走路。如果两只脚的形状缠得完美无瑕，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在脚趾和脚跟之间的凹陷里塞进三根手指头。

　　我的母亲有双三寸金莲，她每天早上都用干净的布条把脚裹好，到了傍晚再泡在加了香料的清水里。她走路的时候，身子僵直，臀部摇摆，绣花鞋尖会轮流从裙摆下露出。出身乡下的阿嬷，脚大得像个男人。她说，如果我乖乖的，长大后就会像妈妈一样又白又漂亮，就和月亮里的姐妹一个样儿。

　　我头一次看到月亮姐妹，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这是农历八月十五庆祝丰收的节日。那天一家人先品尝月饼和当令的石榴，半夜再起床聚在后院，一边穿着睡衣打战，一边欣赏高挂当空的明亮满月。阿嬷第一次把我包起来放在臂弯的篮子里带出门赏月，是我两岁时候的事。她要我仔细观察月亮周围那团雾气和月亮表面那些模糊的凹痕。她说，那表示月亮姐妹在上头，声音中带着股惊叹的意味，接着我就看到两个身穿熠熠长裙、脚踩玲珑丝履的姑娘飘浮在月中。那天深夜，我闭着双眼，都还感觉得到月亮在我头脑里发出像耀眼的星子一般的光辉，而且梦见那两姐妹从我头上飘过。

　　我三岁那年的灶神节，阿嬷教我自己吃掉一整颗汤圆。她说，这样有助于把我变软，可是我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明白她的意思。妈妈和阿嬷带着一盆温水和厚厚的白棉布条来到我床边，她们把我的脚泡在水里，再用厚的湿布条绑起来。当布条紧紧在我脚上绕完以后，我看到眼前出现一片红，而且没办法呼吸，觉得自己的两只脚好像缩成了小虫一样。于是我开始尖叫，我以为我要死了。

　　"你哭什么哭？"阿嬷数落我，"每个小丫头都要缠脚的嘛！"妈妈说我慢慢会习惯的，她也无可奈何。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她在厨房里摆了张小椅子，这样我白天就可以看厨师做饭，而昨天我还理所当然地在这块地上跑来跑去呢！缠脚那天，我竭尽全力地尖叫，房子里都是我的声音。吃午饭前，爸爸和哥哥们还过来安慰我，下午以后，就只有妈妈和阿嬷在厨房里安抚我的情绪。可我就是没办法静下来。我看到厨师的剁肉刀上上下下闪着光，听着鸡骨头在他又砍又剁之下断裂的声音。一听到那声音，我就尖叫，好像我自己的趾头被弯到脚底的时候断了一样。

　　缠脚要花好几年功夫，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把脚骨缠断。一个小姑娘的脚形就算缠得完美无缺，还是得继续缠着，才好维持那形状。她未来的公婆会问："她缠脚那些年牢骚多不多？"如果牢骚多，他们就会重新考虑要不要把她娶过门，因为她会发牢骚，就表示她不够听话。如果我乖，妈妈和爸爸就会告诉人家，我的双脚是对形状美得不得了的金莲，在经历缠脚痛苦的那几年，性情一直平和温顺。可是如果他们没说实话，每个人都会晓得。灶神爷会告诉玉皇大帝，媒婆会警告我未来的夫家，佣人会在镇上其他佣人面前说我闲话。宝山县每个人都知道张家。要是我不乖，将来就会没人要，我会嫁不出去，成为张家的耻辱。尽管如此，我还是哭闹。

　　我一连三天坐在妈妈和阿嬷跟前忍受裹脚仪式：拆掉血淋淋的布条，泡在水里，重新绑紧。可是第四天早上，奇迹发生了：二哥再也受不了我的尖叫，告诉妈妈别再折腾我了。

　　"把布条拿掉，"他对妈妈说，"她这样太痛了。"

　　妈妈说："要是我现在软了心肠，幼仪就会自食苦果，谁要娶她这个大脚婆？"

　　二哥就说现在再也没人觉得缠脚好看了。妈妈又问二哥一遍，如果她不管我的脚，将来谁要娶我。

　　二哥接腔："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

　　当时二哥才十七岁，可是从小被教导得言而有信，妈妈就动了恻隐之心，把阿嬷叫来帮忙松绑。打从那天起，我再没缠过脚。

　　"神经病"-﹣阿嬷给妈妈的决定下了这么个评语。即使过了几年以后，慈禧太后通过了一连串禁止缠脚的改革，妈妈也准我两个妹妹长着一双大脚，阿嬷还是替我们的将来操心：谁要讨我们这几个大脚婆？我们真是不三不四，既不能整天待在田里干活儿，做男人的帮手，又不能像闺房里的淑女那样安安静静坐着不动。

　　不知不觉地，我的脚变成了我的护身符，带着我进入一个崭新、广大、开阔的世界。我在厨房里跟着厨师从砧板绕到炉灶，剥虾壳或做其他琐事的时候，可以轻松地站着。妈妈坐在远离炊火的一张椅子里，懒散地发号施令。我那两只脚的力气，也成了我的挡箭牌，使我免受堂兄弟姐妹的揶揄。他们喊我"小村姑"的时候，我就反唇相讥，然后尽快跑开。在后院追踪甲虫的时候，如果它们想逃跑，我就用脚后跟把它们踩扁。

　　我十二岁那年，妈妈生下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孩四妹。她生产的时候昏了过去，做医生的爸爸以为我们快要失去她和娃娃了，就把七弟和八弟喊到楼上妈妈的房里，叫他们在一个钵里撒尿，然后直接端到妈妈的鼻子下面。小男孩的尿味重得像阿摩尼亚（氨水），妈妈一闻就醒了过来，可是我们都怕得要命。四妹呱呱坠地以后的几年，妈妈身体一直很弱，所以由我帮小娃娃把饭嚼烂，带她出去玩，好让妈妈在屋里静养。

　　有一天，我在后院和四妹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她给摔在地上。她先是一愣，过了几秒才放声大哭。爸爸正巧看到她摔下来，立刻从屋里跑出来，抄起四妹，甩了我耳光，说我应该小心一点儿，又说我东跑西颠，野得像个乡下丫头。

　　那是我这辈子爸爸唯一一次打我。他带着四妹回房以后许久，我还待在院中落泪。那天近傍晚时分，身子还很虚弱、几乎从不把便鞋的底子弄脏的妈妈走出屋子，坐在我旁边。她用手擦去我的泪，紧紧搂着我说，要像天上那对姐妹一般自由自在是很难的。没人能看见她们，她说，她抬起半闭的眼睛看着太阳，可是她们就在那儿，在新居里欢欢喜喜地跳舞和嬉戏。

　　你看，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我嫁给他的时候才十五岁，这个年纪离开娘家，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早了点。可是我刚满七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变穷了。

　　你是知道的，我们张家人非常好面子。我们坚信中国一句名言"名节是个人第二生命"。这意思是丢了自己的名誉和家里的名声，差不多和丢掉性命一样糟糕。我们年轻的时候，张家人失去了一切，可是从没丢过张家人的名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家人团结一致，紧守着自尊和志气。看别人赢，会学到一些东西；看别人输，学到的更多。我们遭遇的不幸使我们坚强，帮助我们成为今日的我们。明白这点，你就可以明白自己的血脉了。

　　我先说说轿子吧，它们看起来像有两个扶手和一个靠背、接在长长的竹挑竿上的椅子。有时候，椅子上有间四面挂了帘子、可以保护隐私或遮蔽太阳的小房子。你在轿子里面坐定以后，轿夫就一前一后地把竹竿子扛在肩上，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那竹竿子很有弹性，所以轿夫一肩扛一根来平衡力量，然后脚步轻快地往前跑，轿子就缓和地颠来颠去。我小时候，我们都是乘着轿子四处逛，非常舒服。

　　宝山的轿夫都习惯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外的一棵大树下，等着赚工钱。比方说，爸爸被急诊病患从家中传唤的时候，佣人就跑到树下，雇一顶轿子和两个轿夫。在紧急情况下，爸爸之所以需要三个轿夫，是因为没工夫让轿夫停下来换位置，所以第三个轿夫会跟着轿子跑，等其他两个轿夫当中的一个累了，就把轿子扛到自己肩上。

　　我可以从一个人坐的轿子辨别出这个人的许多情况。首先是看轿子颜色：朴素的青竹轿是日常乘坐的；以白布覆盖和装饰的轿子是送葬队用的；披着红丝帐的轿子是给婚礼队伍中的新娘子坐的，就像我结婚那天一样。再就是看轿夫人数（通常是两个），它可以显示乘坐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大官才可以雇用两个以上的轿夫，这是从前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时候传下来的习俗。最高阶层的士大夫为社会提供思想和秩序；第二阶层的农夫耕种土地，给世人供应食物；第三阶层的工匠制造生活所需的工具；最低阶层的商人除了替自己生财以外，什么贡献都没有，就算他们雇得起好几个轿夫，还是不如士大夫受人敬重。

　　从前上海大部分地区都受外国租界法令的管制，在市中心没人理会老规矩，洋人出门想雇几个轿夫就雇几个轿夫，有时候多到四个。我听说有个叫杨祖卿（音译）的中国人也雇了四个轿夫，可怪的是，他们全是洋人。杨祖卿出身上海一个旧家庭，他痛恨上海有外国租界这件事，为了让大家看看中国人在外国管制下所受的屈辱，就雇了四个洋轿夫扛着他周游外国租界。他下轿子的时候，那几个外国佣工还得托着他那件特别缝制、衣裾长达十五英尺的官服。据说，杨祖卿走到哪儿，都是一道奇观。难怪。

　　张家拥有的那两顶轿，象征我们家至高的荣誉。当时大多数人家只租轿子用，我们的轿子却是自己的，是清廷任命祖父做知县的时候致赠的礼物。学富五车、大公无私的祖父为官运用的是智慧与逻辑，而且会定时乘坐这两顶轿子入宫。祖父死后，家人就用罩子把轿子罩起来，收在前院的一间小屋里，有特殊大事才派上用场﹣﹣像大堂哥举行婚礼的时候，那是我出世以前的事了。

　　爸爸大哥的长子大堂哥，是我这一辈张家成员中最重要的一员，他依序继承了这两顶轿子：当初祖父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大伯又打算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我的大堂哥。大堂哥结婚的时候，用红丝喜幛装饰第一顶轿子，然后派到邻省迎接新娘子。第二顶轿子用祖父衙门里敬祖的金丝嶂做装饰，载着迎亲队里的大堂哥。

　　大堂哥娶的新娘子在婚礼前一天坐着红轿子抵达宝山，她带了好多光彩夺目的珠宝来，有玉石、珍珠和祖母绿，是嫁妆的一部分。虽然我没见过这场婚礼，不过大堂嫂把经过都告诉了我，还让我瞄了一眼她的珠宝。她和大堂哥，还有他们的孩子，住我们隔壁房。同住的还有她的父母。通常，一个女人出嫁后，就把娘家抛在脑后了，可是大堂嫂刚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因为太想念娘家了，大堂哥就答应她让岳父岳母搬过来住。她和她父母白天大都在吸鸦片，摸麻将，自己聊自己的。

　　现在，你有必要知道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家，并非所有人都是纯血亲关系。爸爸那一辈的三个兄弟当中，只有爸爸是祖母亲生的儿子。其他两个哥哥都是祖父大太太生的，她很早就死了。祖母仅仅是祖父的继室，地位比大太太低，却是当时张家在世的成员里最年长的。她在大伯从旁提供意见的情况下当家做主。

　　不过，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最宠爸爸和他的妻小。她不断说妈妈是媳妇里面最能干的，因为她生的十二个孩子当中，有八个是男孩，生男的比率在媳妇里面最高。每次祖母私底下在自己的卧房用餐的时候，总会挑我们家小孩之中的一个（通常是六哥或我）作陪。佣人会为她斟上一杯米酒，顺便也给我倒一小杯。若干年后，在上海，我为二哥举行了一次晚宴，来吃饭的周恩来看到我这女子酒量如此之大，还吃了一惊呢！

　　1907年，家里出了麻烦。出事的时候，正逢一年当中最喜气洋洋的春节。

　　我穿着过节的衣裳（一套滑溜溜的红色丝质绣花衣裤，走起路来裤管会沙沙作响），头发紧紧扎成两条教我头皮发痒的辫子。我依照过年的规定，表现得中规中矩。那时候，我们相信天上神明会在旧年的最后一个月和新年的头一个月，监视人间发生的每件事情，然后决定来年要散布什么样的运气福分，即使像被缝衣针扎伤这么单纯的意外（这样一来就损伤了肢体，而肢体是神明的惠赐），也可以决定一个人一年的命运。所以我很高兴，我那个迷信的阿嬷没把我关在闺房里做女红（平常我不能到院子里玩的时候，就要待在闺房做女红），而准我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偶尔，我会想到厨房帮帮妈妈的忙，小心翼翼不把衣服搞脏。

　　家里的粮房堆满了米、油和其他年节必需品，这样我们就可以丰丰盛盛迈入新年了。为了过节，房子里也尽量弄得干干净净。我们在前厅悬挂横幅的时候，爸爸就用上面写的四个大字"礼义廉耻"，给兄弟们进行一年一度的庭训，引导他们生活要过得合乎儒家所定的"礼"的规范；一言一行要合乎"义"，也就是正义、正直；于公于私都不贪图或偷窃财物，这是"廉"；还要避免玩弄任何阴险的手段，这是"耻"。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是张贴写着"福禄寿喜"四个大字的横幅来迎接新年，我们挂的横幅却用了四个不一样的字，作为一个书香门第做人处世的准绳。

　　庆祝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腊月初八这天，我们三家的厨师集合起来准备腊八粥、特别的青菜和新年的餐品﹣﹣薏米莲子汤。当我们一大家子挤在大桌前情吃喝的时候，大哥一不小心把饭碗摔到地上，碎成了六片。每个人（包括迷信的佣人们在内）都吃了一惊，为了安慰大哥，大家坚持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晓得，在年节期间打破饭碗，其实是件挺严重的事。上海话里面"饭碗"这字眼和"势力范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哥打破饭碗，等于象征性地破坏了他的势力范围。

　　大哥是个"儒商"，虽然受完正统中国教育，可是没有遵循传统的路子去当文官。他开了一家棉籽油厂，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生意。举个例子说，年节期间，他会在年关结束以前把所有账目弄好，同时在腊月十六这天，用大鱼大肉犒劳工人。可是，那一阵子大哥的工厂经营发生困难，这也正是他饭碗摔碎的时候每个人都忧心忡忡的原因。当时大哥手下有几个最优秀的工人被当地一个买办挖走了，在他找人顶替的时候，工厂赔了钱。

　　虽然后来大哥另外拿了个碗吃饭，可是有个佣人小心拾起破碗的碎片放在一边，等着第二天下午拿给来我们家的补碗匠修补。那补碗匠用一根小小的钻子在破瓷碗片上钻进一些小孔，再用细的金丝把碗锔在一起。当然啦，补好的碗看起来非常滑稽，因为白瓷上面交缠着金丝。不过，大哥从那天起到腊月底，一直是用那个碗。家里只有大堂哥取笑大哥笨手笨脚，他们两人老是处不好。

　　春节第二天的夜里，我被许多人在房子周围尖叫和奔跑的声音吵醒。我一边摇醒可以一睡就不省人事的大姐，一边从床上冲出去。到了外头，发现全家人都起来了，连大堂嫂和她父母，以及祖母都在。每个人都还穿着睡衣，女眷们披散着头发，在月光下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她们的脚有一部分没缠好，布条的尾巴都拖在地上了。

　　原来，大堂嫂的珠宝被偷了！佣人点起家里所有的灯笼，池塘对面的邻居也燃亮所有灯笼。他们的佣人跑过来说，他们看到一个黑影从我们这合院的屋顶跑过去。当夜，两家的佣人好好找了一遍，可是夜贼和珠宝已经不知去向。

　　珠宝失窃的事大概过了一星期，大哥工厂的生意突然好转。从摔破碗这件事来看，他的势力范围理应遭到破坏，所以他瞬间转运的事情出人意料，而且差不多是个奇迹。当然啦，我们家里是很高兴的。说不定我们这支张家人得到的好运，在甫遭噩运的大堂哥家人看来太多了，也说不定是大哥和大堂哥之间老是磕磕碰碰，原因我不知道，可是事情过后不久，我看到他们家起了疑心的征兆：大堂哥、大堂嫂和她的父母开始在自己的房舍里用饭，而且再也不许小孩和我们一起玩。

　　有一天，大哥经过大堂哥住处的时候，大堂嫂的母亲恶毒地说："哦，那个贼来了。"

　　大哥一听到这批评，就垂下头来没作声，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好运导致家庭失和很丢脸。但是这句诬赖人的话，也被在隔壁我们自己家缝衣服的妈妈听到了，那天晚上，她告诉爸爸，她不愿意再待在一个别人用这种态度批评她孩子的家里。

　　年关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爸爸走进房间对我和兄弟姐妹宣布："我们要搬走了。"

　　为了顾全面子，我们在开年的时候一声不响、匆匆忙忙地离开老家，带着家什搬到一个新的镇上。离开祖母是让人很难过的事，可是她老人家为了维持家庭和谐，留在宝山和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一起住。我们有好几个月没看到祖母，后来爸爸才开始偶尔带几个孩子回宝山吃饭。他是出于对祖母的爱与敬才回老家的，他不想让她在当地人面前丢人现眼，只要他定期回宝山，至少张家看起来还是和睦融洽的。

　　大概过了十年以后，珠宝失窃的事情才真相大白。原来，那个贼是祖母厨师的儿子。这厨师是祖母的忠仆，他在无意间听到儿子吹嘘偷东西的事，就当面质问。后来他儿子向祖母认错，结果被从轻发落，关了些日子。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才把解开谜团的关键供了出来：那夜搜查的时候，他把自己藏在了我家的一顶轿子里！当初没有一个佣人想过要检查放轿子的小屋，更别说看看轿子里头了。

　　在我们家的罪名正式被洗刷前的那十年间，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家里钱财尽失；我哥哥在海外求学的时候，生活艰苦；我也不得不在十三岁那年订婚。那些年间，我哥哥凭着个人的成就，逐渐挽回家里的财富和尊严，可是一切已经不同往昔，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回宝山老家了。

　　张幼仪（1900年一1988年），名嘉玢，出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外语教师、职业经理人。1915年与徐志摩结婚，1918年生下长子徐积锴、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读书，次年徐志摩则转往英国伦敦。1920年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徐志摩1921年要求与张幼仪离婚。1922年张幼仪于柏林产下次子，并与徐志摩正式离婚。1926年返回中国，1927年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1928年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1949年移民香港，1954年与苏纪之医师结婚。1972年苏纪之医师去世，张幼仪搬往美国与家人团聚。1988年逝世于纽约。

　　本文标题：张幼仪口述2：宝山县人都知道张家，要是不裹小脚，我会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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