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将军（9）配给制

　　平壤的火车站很拥挤，很难从头到尾看到整个站台。不过人虽然多，但他们大多都是等候晚点班车已经等了好几天的人，来买票或者当时就要出发的人反而比较少。而其中缘由又不仅仅是因为平壤车站是中央铁路终点站这一个原因。

　　在朝鲜，除了连接新建车站或开发区的部分轨道外，朝鲜其他地区依靠的仍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铺设的单轨铁路。朝鲜人早已习惯了火车从不按正常的时间表运行这一事实，大将军和二将军都在强调，铁路网络是神经系统。但实际上，朝鲜就像一个神经受损的人，脑袋以下身体都已瘫痪。鉴于不断出现的物理故障、发动机或轨道的问题，以及频繁的停电，自然灾害反倒不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在电力正常供应的时候，电力也很低。车厢在铁轨上一路吱吱作响，乘客坐在座位上蹦蹦跳跳。有时沿线的村民会用他们的牛车与火车赛跑，当他们超过车厢里的乘客时就会放声大笑。

　　此外，某些人还拥有特别通行权，普通客运列车必须始终让位于金将军的专列。而为了将军的出行安全，无数条线路都被暂停要保持铁路畅通。因此，许多货运列车的运行比计划往往要延误好几个月。而客运列车则在优先级中处于最低级。

　　幸运的是，我的家乡在平壤南部，与其他地区相比，那里的铁路交通较少。当年日本人将基础设施集中在朝鲜的北部地区。朝鲜的贸易网络也因此集中在北方，南方则相对没有发展起来。

　　从平壤到我的家乡沙里院的距离是63公里，开车的话不出一个小时就到了。但当我到达车站时我被告知，火车将晚点三个小时出发。我并不介意这种等待，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去了，而且我决心乘火车返乡，所以我充满了兴奋的期待。

　　说实话，我既然已经成为了钦受者，现在等于是衣锦还乡。我甚至打算带着将军赐给我的酒杯还乡，好用它来向家乡的朋友们敬酒。可我的母亲坚决不允许，说这样的传家宝绝不准我带出家门。所以我只好在背包里装满了酒和肉罐头，背着这个包在排队买票时我挺着胸膛，觉得自己很高大、很自豪。

　　在朝鲜任何一列客车上，火车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都是专门留给干部乘坐的。所以站台上的人虽然很多，但这一节是限制区，车厢里除了几个人之外空空荡荡的。在车门附近，有四个脸色黢黑的人，他们神色紧张四处张望着。他们显然是通过贿赂管理员，而非法登上头等车厢的。火车一开动他们马上松了一口气，弯下腰傻笑起来。就好像他们的目标不是沙里院，而是只要顺利出发就好。

　　在朝鲜，人们没有行动自由。你只能通过出示身份证大小的官方旅行证，并说明你旅行的原因才能购买火车票。

　　一名安全官很快就出现在车厢里，但他一定也收到了贿赂，因为他没有要求查看那四名乘客的旅行证。似乎是为了感谢我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检查完我的旅行证后，他立正站好，非常正式地向我敬了个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目光都无法从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上移开。途经黄州站时因为会车，我们不得不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不耐烦。我被返乡的心情所催眠，感觉像是去朝圣一般。

　　火车慢悠悠地走了大半天，终于抵达了沙里院车站。我兴奋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看到站台上拥挤的人时，一下子感到很惊讶。我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一路悠闲地旅行，看到这么多乘客和我在同一个站台上下车，不禁感到很疑惑。我甚至看到有几十个人是从我的车厢顶上跳下来的。起初，我对他们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只是为了逃票而摇头。但当我走近站台，遇到前面的骚乱时，我才知道问题根本不在于钱。管理人员正在殴打几名乘客，一边打一边责问，“回答我！你们这些家伙，你们有旅行证吗？你倒是说啊！”

　　朝鲜全国各道市、郡县的交界处，甚至在山上都设有检查哨。那些未经授权而冒着风险出行的人，一方面是为了省钱，一方面则是为了方便和便于逃跑，才不得不在火车顶上“搭便车”。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旦被逮到，他们立马丧失了冒着生命危险扒火车的勇气，而是跪在地上流泪哀求，用他们能想到的各种可怜理由来搪塞。

　　故乡的气氛与平壤的气氛是如此不同，这种陌生感破坏了我的那种兴奋。我身边听到的尽是咒骂与哭喊，让我感到这个地方既黑暗又可怕。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禁若有所失。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些来到车站接车的尖叫着的人群。

　　他们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迎接家人和朋友，更多的是为了领取亲戚带给他们的货物。大多数乘客都在从火车上往下面搬着玉米或大米。那是住在城里的亲戚带给他们的礼物，更是生存的希望。

　　在1994年之前，也就是“苦难的行军”开始前，所有朝鲜人都依靠配给制维持生计，这个制度决定了每一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包括家庭用品和食品，无论是大米还是鸡蛋，配给的多少由上面决定。但配额的多少也是朝鲜的阶级标志，最高等级的配给叫作“每日配给”，配给每一个家庭的物资都相当充裕。中央的计划财政部每天早上都会用一辆日产冷藏厢式车，将新鲜的物资送到少数几个“荣誉家庭”。也就是中央的书记、部长，以及军方的司令员。

　　“每日配给”往下则是“三日配给”、“周配给”和“月配给”。“三日配给”适用于那些级别相当于部长、市级书记和副局长级的干部家庭。中央机构中的部门主任和科长则享受“周配给”。“月配给”的适用对象自然就是普通的朝鲜人民。

　　而在这些制度之外，那些获得“钦受者”荣誉的人，譬如我。则另外享受每周一次的“个人配给”，且不含在我家的“周配给”之内。这种个人配额包含5公斤的海鲜和肉类，21公斤的大米，30个鸡蛋，两瓶食用油，再加上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在1994年配给制崩溃之后，大部分朝鲜百姓的“月配给”也随之消失。“周配给”以上在理论上保持不变，但实际上也只有忠诚者和幸运儿才能享有。

　　不过，适用于干部的配给制度，对普通民众必须保守秘密。因为人民之前一直依赖配给制，现在突然间不得不自谋生路，而干部却仍然得到物资供应，所以是万万不能让他们知道的。

　　当时，将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自足”的运动，要求人们以将军为榜样，自力更生。这意味着上面也在更加严格掩盖高干们仍然享有配给的消息。

　　在苦难的行军期间，火车不仅在勤奋地载人，也忙着运送他们的“自足”货物。我站在那里观察着他们货物的重量，我在车站所看到的一切都让我面露难色。

　　当我站在那里，对眼前的混乱景象感到惊讶和震惊时，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那是我的朋友永南，他先前在电话中已经答应来车站接我。他的脸上明显有饥饿的痕迹，但他的笑容还是和年轻时一样。看到他出现，就像看到青蛙突然蹦到我面前一样。

　　我说，“你长大了。”

　　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我捏了一下他的耳垂代替握手。他胖乎乎的耳垂比任何人的都大。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有几次我甚至把它捏得流血了。

　　“我们走吧”，他说。

　　他拿起我的背包时，那故意用力仿佛是抬起千斤重物的表情，让我回忆起了我们小时候的嬉戏。

　　从检票口出来后，我在车站入口看了看附近的街道。我最先看到的是对面的沙里院邮局，它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老样子，仿佛时间在我离开家乡后就停止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栋很大的建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破旧。事物和以前一模一样，但同时又更小更破旧，邮局旁边的杂货店和食品店也同样如此。车站前的水泥广场在我记忆中很平整，现在到处都是裂缝和坑洞。

　　一阵清风吹过我的脸，我注意到那棵大榆树仍然和小时候一样，倾斜在一边，似乎就要往路边倒去。看到这棵树还在，多少让我有些欣喜。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和母亲经常在那棵树下等我父亲下班回来。

　　想到这里，鲜活的记忆汹涌而来。其中一个场景是，我从瓶子里捡起一块破碎的蓝色玻璃，用它来反射阳光，阳光透过树枝和树叶向不同方向闪烁着。

　　当我们向车站广场右侧出发时，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走错了路。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公园，这里原本应该处处绿荫，常常可以看到游荡的鹿或野鸡，可现在完全不见了。原本有一条直通公园的铺着砖石的人行道，现在看到的却是几条土路胡乱穿行。我们走的这条小路七歪八扭，两旁是整排衣衫褴褛的小贩。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在向来往的旅客兜售着那些廉价的小饰品。

　　永南催促我走快点，可是我什么都想看一看。我故意放慢脚步，逐一浏览散布在我两旁的小摊位。朝鲜各道市的穷困，都集中体现在了这片可怜的“粪堆”上。我看的不禁皱起了眉，空气中弥漫着这些人长期不洗澡的臭味。他们用脏兮兮的手捧着那些东西向人展示，让人看了都没有购买的欲望。

　　我问一个女人，她为什么要以20元卖掉她的那个保温袋。她却回答说，如果我把它买回家，冬天就可以装满热水晚上抱着它取暖。同样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连自来水也卖。用水加肥皂洗一次脸就要10元，只用水的话则5元。永南告诉我，洗脸这种生意早在一年前就有了。听他的语气好像这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里现在不仅没饭吃，现在连自来水也停了。那些妇女们叫喊着“洗脸水，洗脸水……”，可她们自己的脸上却是一脸油污。

　　看到这些妇女穷困到卖自来水，没有水的妇女则被迫卖掉她们最宝贵的财产，她们的情况，看了都叫人心碎。

　　而当我发现出售的棉被里，竟然塞满了从旧烟头上收集的过滤嘴时，我实在忍不住厌恶哼了一声。可这个女人坐在她售卖的棉被旁，仍往里面专心的塞着烟头滤芯。

　　我心里暗想，做一个这样的被子需要捡多少个烟头？她们就只能做到这样了吗？人不应该这样活着，她们这不叫生活，这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她们自己就像用过的烟屁股一样被随手丢弃。

　　但是，那个女人好像看到了我的想法，以为我在鄙视她们。她大喊着说，不捡烟头的人就得死。她又补充说，“你不要想着看不起我。”

　　她的那个表情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一个抛弃了尊严、可又想挽回自尊的绝望之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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