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届北京书法篆刻精品展在线欣赏（三）

　　第三期为大家展示的是“隶书源流——第二十一届北京书法篆刻精品展”中的碑帖部分（二）。本次共选取了7件展品，时期跨度上是从三国魏至宋代。众所周知，汉以后至清，隶书几乎处于沉寂状态，此时期书风上也略显程序化，但也有着少数的名品存世。上承秦汉篆隶，下启魏晋隋唐楷书的《受禅表》；见证着东晋书体演变的关键阶段的《王羲之妻郗璇墓识》；李隆基以孝治天下的经典《石台孝经》等等，这些存世稀少的碑刻珍品，无不是隶书在此沉寂时期的传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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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魏〕《受禅表》拓本

　　明初拓，传世所见最旧本 23cm×14.5cm×18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冬，曹丕在许昌繁城镇筑受禅台，受汉献帝禅让代汉立魏。同年（即曹魏黄初元年），刻立《受禅表》《劝进表》二碑，皆圭形带碑穿。南宋洪适释“表”为“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

　　《受禅表》高322厘米、宽102厘米、厚28厘米，碑额阳文篆书“受禅表”三字，碑文隶书阴刻，22行、每行49字，字大一寸二分，记录曹丕受禅过程。该碑撰文、书丹、镌刻均无列名，有因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而称“三绝碑”的说法，另外又有书丹者为钟繇或者梁鹄的传闻，但均无确证。《受禅表》立于受禅台北500米的曹丕行宫右侧，与《劝进表》并列。魏明帝改行宫为魏文帝庙，明代邵宝改为汉献帝庙，今仍存庙遗址。碑石为鱼子石，五色绚丽、质地坚硬，虽经风雨剥蚀与剜洗，但整体大致完整。

　　《受禅表》书法方整刻画，打破汉隶常规，变矩折为方正，改蜿蜒为率直，无汉碑醇厚意趣；但用笔刚健遒劲，结体端庄凝重，章法严谨规矩，上承秦汉篆隶，下启魏晋隋唐楷书，被奉为楷书发展宗源。杨守敬说，《受禅表》等碑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其发源、流变情况是由东汉隶书《西狭颂》《张迁碑》的方笔开魏晋风气，流为“黄初三碑”（《受禅表》《上尊号碑》《孔羡碑》）之折刀头，后来再变为北魏《始平公造像》的方峻用笔。

　　何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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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范式碑》拓本

　　清乾隆拓本 28cm×15.5cm×28

　　东汉范式，字巨卿，山阳郡金乡（今属山东）人。曾任庐江太守，卒于官，《后汉书》有载。其身后数十年，即魏明帝青龙三年（235）之后，后人刻立《范式碑》。碑额为阳文篆书“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十字。碑身刻隶书，碑阳文字19行，行33字。碑阴为题名。

　　北魏时，该碑还立在山东金乡范式墓前。南宋初年已移至济州任城。宋以后碑断入土并佚失，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出土残碑额，“守”“碑”等字受损；乾隆五十四年，在济宁发现碑身残石（仅存上截），碑阳存12行字，碑阴存四列字。现藏济宁市博物馆。

　　《范式碑》书法结构严整、雄浑宽厚且自然曼妙，桂馥称其“结体在《衡方》《韩仁》之间”，杨守敬评其“驾黄初三碑（《受禅表》《上尊号碑》《孔羡碑》）之上”。此碑曾被附会为蔡邕书丹，但蔡邕卒于公元一九二年，早于碑刻时间四十三年以上。但翁方纲认为，汉末隶书多学蔡邕，《范式碑》最得“蔡体”神髓，劲利之中见醇厚，顿挫节制，神采焕发，成就在皇象、梁鹄诸家之上。而且，《范式碑》是唐代习字模板，堪称“唐人楷隶之祖”，欧阳询书法亦受其影响。

　　《范式碑》唐宋时均有著录，但宋拓本传世极少。清代黄易曾藏一本宋拓剪贴本，碑额完好，碑文存三百七十余字。乾隆年间重新出土后初拓本约存一百六十余字，“会”“高”等字清晰，同治之后拓本以上诸字已泐损。

　　何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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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王羲之妻郗璇墓识》拓本

　　现代拓本 68cm×74cm

　　《王羲之妻郗璇墓识》作为存世稀少的魏晋石刻遗珍，以其独特的书风笔意与厚重的历史承载，为我们打开了窥探魏晋社会风貌的一扇窗口。这方墓识以文字与石痕共同构筑起一场跨越千载的文明对话。

　　墓识文字系统记录了郗璇的高平郗氏渊源及其子女姻亲脉络，犹如一幅魏晋门阀政治的微缩图景。其中对王羲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官衔的着重书写，彰显了其仕途身份；而对子女婚配状况的详尽记述，则清晰勾勒出当时士族通婚的严密网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女性亲属的记载，“妹适济阴卞轸”“封建兴公”等表述，凸显了母系谱系在魏晋家族记忆中的特殊地位。这种对姻亲关系的完整书写，堪称研究中古家族制度的宝贵样本。在书法艺术层面，虽历经岁月侵蚀而字迹斑驳，仍可辨识出隶楷嬗变时期的独特笔韵。结体在方正间透出疏朗之气，笔画起止犹存隶意，如“将”“史”等字的捺笔尚带波挑之姿，而整体已初现楷书法度的端倪。这种过渡时期的书风，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等小楷墨迹形成风格呼应，见证着东晋书体演变的关键阶段。拓片浓淡相间的墨色层次，更增添了金石文字独有的岁月质感。

　　墓识中会稽山阴的记载，为追溯王氏家族南迁后的生活轨迹提供了地理线索。拓本上清晰的裂痕与剥蚀，既是时光流转的见证，也诉说着石刻在历代传拓中形成的独特物质生命。这些斑驳的痕迹非但未减其价值，反而强化了历史的真实场景，让人直面千年时光的积淀。

　　《王羲之妻郗璇墓识》早已超越了一般墓志的范畴，它既是还原王羲之家族历史的重要依据，也是观照魏晋书法流变、婚姻制度与丧葬礼仪的多棱镜。当我们驻足于这些深浅不一的刻痕前，仿佛能看见一个时代的家族记忆、艺术追求与物质文化，通过金石之质得以超越时空，成就永恒。

　　郑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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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大智禅师碑》拓本

　　清乾隆拓本 204.5cm×110cm

　　《大智禅师碑》刻立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碑由中书侍郎严挺之撰文，史惟则书丹并篆额，碑阳隶书32行，行满61字；碑阴由阳城伯撰文，史惟则再书，开元二十九年刻成。整体风格雄浑古雅，既具纪功碑的规整端严，又呈宗教题材所特有的清静肃雅，堪称唐代书法与禅宗思想融汇的典范。

　　从书法形制来看，《大智禅师碑》既承汉隶遗韵，又融入唐人笔意。史惟则“折衷古今”，在笔法上吸收了楷书的骨力与结体规范，突破了汉隶方折平直的运笔传统，形成圆转含蓄、婉而有力的笔势。如“形”“开”“顔”等字，左竖多作弧形，用笔圆厚，线条富于流动感，与碑首蔓草纹、宝相花等装饰呼应，显示出书法与造像一体化的艺术构思。在点画上，史惟则多以水滴状代圆点，线条由凝重转为灵动；结构上则追求开合有度、虚实相生，字势宽博而不板滞，呈现出自由洒脱的精神气象。艺术意蕴上看，此碑书法在“法度”与“心性”间寻得平衡，既有唐人书风的严谨，又流露出禅宗“以心为本”的自由意趣。唐代书学讲求法度，重视筋骨与丰腴之气，《书议》《书谱》中所倡导的“骨气”“风神”均在此碑中有体现。史惟则用笔厚重而不滞，线条遒丽而富筋力，结构丰腴而稳健，反映出开元盛世书风的典型特征。然而在严格法度之外，此碑又融入了禅宗“以心为本”的审美意识。因碑文所记乃禅宗北宗高僧义福之行实与德业，史惟则在书写过程中显然以“法于心源”的方式体悟笔意，追求“书意无法”的自然之境，使字里行间流露出静穆、庄严而不拘成法的气韵。清吴玉搢所谓“老劲庄严，令人望之生畏”，正可概括其由筋骨而达神理的整体气象。

　　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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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郑德曜墓志铭》拓本

　　现代拓本 111.5cm×107.5cm

　　《郑德曜墓志铭》又称《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并序》。碑刻立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于一九八八年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魏湾村北约200米处的黄土崖头被发现，是新中国新发现重要碑刻之一。碑刻内容为悼念范阳卢氏卢从愿之妻郑德曜的墓志铭文，其中清晰记录了郑氏的姓氏、籍贯、家族、德行、婚姻等信息。从铭文中可以得知此墓志铭为卢从愿的三从弟卢僎所撰写，传为汉阳沙门湛然所书。

　　众所周知，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严重，古代女性墓志铭多为“男性书写下的女性镜像”。古代女性在去世后其墓志多遵循“夫为妻纲”的封建礼制，鲜有以完整、独立姓氏、名号为题出现。如《郑德曜墓志铭》原碑盝顶篆额为“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现多以“郑德曜墓志铭”传世，大致源于以下几点：一是思想的转变，古代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被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取代；二是为了更好地宣扬女主的德行，志文中清晰记录了女主郑氏字号德曜，且“言容礼法之则，贞淑贤明之姿”；三是使称谓更加准确，墓志的主人及墓志的核心内容皆为女主郑氏，若仍沿用“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的称谓于当下而言难免喧宾夺主。观《郑德曜墓志铭》的隶书书法风格及面貌，显然受彼时唐玄宗李隆基隶书的影响，与《石台孝经》并无二致，庄重整饬有余，而古拙自然不足，且相较于皇家刻工的精湛技艺，《郑德曜墓志铭》的刻工显然稍逊一筹，以至于个别字的笔画、结构有明显失真、变形之处。当然，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倒是使得《郑德曜墓志铭》相较于其他唐代隶书多了几分奇趣。

　　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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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石台孝经》拓本

　　清康熙、雍正间拓本 27cm×37cm×71

　　《石台孝经》又称《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石台孝经》碑刻雕造于唐天宝四年（745），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是西安碑林的“镇馆之宝”之一。所刻内容包括唐玄宗李隆基隶书抄录的儒家经典著述《孝经》，唐肃宗李亨题写的篆额以及唐玄宗李隆基隶书写就的为《孝经》所撰序言、注解。此展品即为序言、注解部分的碑刻拓片。

　　李隆基不遗余力地倡导、推行以孝治天下，其于唐开元十年（722）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又于天宝二年重注《孝经》，颁布天下；并于天宝三年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天宝四年为《孝经》立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稳定，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遮蔽、淡化其弑亲的历史。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书法的热爱与推崇，其后世子孙皆对书法有不同程度的涉猎，且大多有着不俗的艺术造诣，唐玄宗李隆基便是其中之一。李隆基作为大唐盛世的缔造者与见证者，其隶书《石台孝经》线条浑厚饱满，结字端庄稳重，用笔精熟流畅，排布疏朗有秩，尽显雍容华贵之姿，加之刻工精良、保存完好，拓本亦字迹清晰，几无漫漶、残破之处。然相较于登峰造极的汉代隶书经典，李隆基的隶书明显少了几分古拙与自然，而略显程序化，如用笔略显单一，在笔法与结字方式上多有雷同之处，在圭角的处理上也略显刻意。当然，由于书写者的尊贵身份，书写内容的深远意义，加之作品所呈现的华贵之姿，此作仍不失为流传千古的传世经典。

　　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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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衮雪”拓本

　　晚清拓本 43.5cm×122cm

　　“衮雪”是褒斜摩崖石刻十三品中的第一品，原刻位于褒斜栈道南端，现藏于陕西汉中市博物馆。因碑刻中有“魏王”二字，曾一度被误认为出自曹操之手，附会为东汉碑刻。然这种将落款识于作品左下角的形式直至明清以后才被广泛使用，汉魏时期的书家几无延用。关于曹操的书法，庾肩吾《书品》称其“隶墨雄瞻”，《唐人书评》言“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璨”。然纵观此碑书法，线条丰腴、笔画圆融且极具装饰性，并无雄瞻之意，且与汉末三国时期流行的八分书风格明显不符，倒是与唐宋及明代的主流隶书风格颇为相似。“衮雪”石刻的相关资料最早出现在南宋宝庆二年（1226）题记中，但彼时并未言明书者，清《石门碑醳》摹绘也无今见款署“魏王”，直到清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按试汉中时，其《石门访碑记》提及“衮雪”旁有“魏王”二小字，但吴大澂本人也认为此系宋人伪刻，曰：“‘衮雪’二处，其原刻在江中巨石下，湍流迅急，舟不得近，隐约可辨，相传为汉刻，旁有‘魏王’二小字，想系宋人伪刻。”吴大澂认为“衮雪”刻石的笔势多圆，流丽有余，却缺乏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的气势，这种书法风格与曹操的雄浑、豪迈不符，反而更接近宋人的书法风格。吴氏断定宋人伪刻的推论未必准确，其艺术分析却鞭辟入里。

　　即使“衮雪”并非曹操所书，亦无汉隶的雄浑之气，但其圆融、可爱，亦别有一番韵味。

　　郑长华

　　本文标题：第二十二届北京书法篆刻精品展在线欣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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